曹靖華(1897—1987)和丁玲(1904－1986)雖都是中國現(xiàn)當代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但在風雨如磐的20世紀30年代，他們卻素不相識，然而一件偶然的事情卻把他們連在了一起，這件事情對曹靖華來說或許十分平常，但對丁玲當年能沖出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魍魎世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丁玲于1925年與《京報》副刊編輯胡也頻結婚。1930年5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1931年1月胡也頻被捕，丁玲抱著幼子找到邵力子等國民黨要人營救，卻堅決拒絕喪失政治原則的條件。不久，丈夫和另外四人在上海龍華監(jiān)獄中被集體屠殺，成為著名的“左聯(lián)五烈士”。丁玲繼承亡夫的事業(yè)，出任“左聯(lián)”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及左聯(lián)黨團書記，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瞿秋白作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她的入黨儀式。這時期她創(chuàng)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
　　
    1931年12月，丁玲與地下黨員、為史沫特萊任翻譯兼秘書的馮達結為夫妻。這次婚姻卻引出不幸結果，使丁玲在半個世紀中總被政治陰影所籠罩。1933年5月，馮達在上海被捕后供出了其家庭住址，旋即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后轉(zhuǎn)至南京幽禁(丁玲于1936年夏逃離南京后，即與馮達一刀兩斷)。她被秘密逮捕后，國內(nèi)大報紛紛登出了“國內(nèi)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日前失蹤，有人懷疑是被綁架或被殺害”的消息。丁玲的“失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柳亞子、楊杏佛、羅曼·羅蘭等國內(nèi)外一大批有影響的著名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左聯(lián)及其他文藝團體，曾發(fā)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和營救運動，對國民黨的迫害與綁架等卑鄙行為予以揭露和譴責。且當一度盛傳丁玲遇害時，魯迅先生曾悲憤地寫下《悼丁君》的詩:“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國民黨當局為此采取了軟化手段，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都曾經(jīng)來勸她發(fā)表反共聲明或自首，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國民黨做事，但都遭到丁玲的堅決拒絕。1934年4月，國民黨當局迫于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對她的監(jiān)視稍加放松、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她便利用這來之不易的表面上有限的“自由”，積極尋找地下黨組織，迫切希望與黨組織接上關系，卻一直沒能找到，很是困惑。直到1936年4月，丁玲打聽到李達、王會晤夫婦住在北平，她認為李達雖然在大革命失敗后聲明脫黨，但仍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與一些黨員有聯(lián)系，通過他們或許可以找到黨組織。于是她在五六月間，便設法到達北平找到李達夫婦，結果卻令她失望。但當她向王會晤(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擔任教務工作)打聽在北平有無其他熟人時，王有意無意地說了句:曹靖華(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等幾所大學受聘任教)在中國大學教書……在感到失望之余，丁玲似乎又看到了一線希望。
　　
    丁玲在她的回憶錄《魍魎世界》中以《希望的陽光》為題那一節(jié)中寫道:“我并不認識曹靖華，但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一點火光那樣高興，好像有一種本能的對他的信任。我立刻請王會晤轉(zhuǎn)告他，說我要見他。他慨然允諾，可以說他熱情地答應了我……”
　　
    在王會晤的引薦下，丁玲第二天就見到了曹靖華，而且是立即“把心事全部向一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不，應該說是朋友，打開了；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找到黨……”丁玲之所以一見面就向曹靖華敞開心扉，是因為丁玲早就知道他是“《鐵流》的譯者，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魯迅先生有很親密的交往”。他們“像一對老朋友，像親密的戰(zhàn)友商量開了”。曹靖華慨然應允設法將丁玲的情況和愿望托魯迅先生轉(zhuǎn)告黨組織，并要她先回南京等候消息。
　　
    丁玲在她的回憶錄《希望的陽光》一節(jié)中繼續(xù)寫道，回到南京，“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jīng)]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晤。他更不會想到我能見到曹靖華……”那時國民黨特務機關雖不像最初綁架丁玲時，日夜派打手在她住的房間里監(jiān)視她，而實際上她仍時時處在特務、打手、變節(jié)分子的暗中監(jiān)視之下，這位公開聲明脫離共產(chǎn)黨的“轉(zhuǎn)向者”姚蓬子，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到她身邊的鷹犬之一。
　　
    一周之后，經(jīng)過曹靖華的積極努力，黨組織果然派人來找丁玲，并幫助她最終逃離了南京。以后又輾轉(zhuǎn)經(jīng)西安奔赴延安，成為到達中共解放區(qū)的第一位知名女作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為此還填過一首詞贊揚她:“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在回憶有關與曹靖華會見的那段往事時，深情地寫道:“就在這幾十分鐘的會面中，解開了我?guī)啄陙淼耐纯嗪头e慮，打開了我回到黨里的大門，盡管曹靖華那時還不是黨員。我便從這一點縫隙中得到了陽光，我是從這一條涓滴細流中流出去，而奔歸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從這里開始。曹靖華決不會想到在這幾十分鐘里他發(fā)生的巨大作用；他絕沒有想到從此產(chǎn)生的我對他的深厚的終身感激之情……”
　　
    據(jù)曹靖華的兒子曹彭齡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年幼愚頑，大人有客，絕不愿陪在一旁枯坐，常常只是在父母招呼下，去向客人鞠個躬，盡罷“禮數(shù)”，便轉(zhuǎn)身去院子里瘋玩。大人們談些什么，向來不注意。丁玲后來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屈辱與折磨，還被關進秦城監(jiān)獄達五年之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丁玲平反復出后的那幾年，彭齡又多在國外奔波，丁玲和他父親曹靖華談過什么，現(xiàn)在已無從知曉。但據(jù)丁玲的丈夫陳明(1942年兩人在延安結婚)回憶:“曹靖華先生在北京法憲胡同住時，丁玲和我去看過他。隔了20多年，1979年我們從外地(丁玲和陳明當時在山西農(nóng)村勞動)回北京，也去看望他。談了些什么，我都不記得了。但我卻清楚地記得，誰也沒有談過南京這段往事。”
　　
    曹彭齡接著回憶說，他也從未聽父親曹靖華談起過那段往事。但我知道在那“如磐夜氣壓重樓”的黑暗年代，父親曹靖華通過魯迅先生和其他途徑，推薦、介紹過多少向往光明的青年，掙脫魍魎世界，奔赴延安，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彭齡曾不止一次見過這樣的場面:一些也已白發(fā)斑斑的老者在兒孫陪伴下，從外地來北京探望父親，一見面便指著曹靖華對兒孫說:“這就是我總向你們念叨的曹伯伯(爺爺)，當年就是在他的幫助下，我才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父親聽罷，總是寬厚地笑笑……石耘;彭齡【原標題：曹靖華與丁玲：一段鮮為人知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