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中期,繼董仲舒之后,正當一般治今文經(jīng)學的儒生坐而論道,大談天人感應、災異譴告的時候,桓寬則以簡勁明快、自然流暢的文風,寫了一部腳踏實地、內容豐富的優(yōu)秀散文著作《鹽鐵論》,在文學史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桓寬,生卒年不詳。據(jù)《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所提供的簡略資料可知,他是宣帝時汝南(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人,字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曾官廬江太守丞,知識淵博,擅長文學。《鹽鐵論》是他根據(jù)漢昭帝時召開鹽鐵會議所留下的文字記錄,經(jīng)過整理推衍,“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而成。
漢武帝時,為增加財政收入,強化中央集權,支持對匈奴的戰(zhàn)爭,任用大商人出身的著名理財家桑弘羊等人,實行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等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相當?shù)臅r效。但是長時期經(jīng)濟上的國家干預官商壟斷,也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難,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形勢十分嚴峻。因此,昭帝繼位后,為調整政策,擺脫困境,與民休息,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會議,以朝廷中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屬為一方,各地方所推舉的賢良、文學為另一方,就現(xiàn)行的政治經(jīng)濟政策廣泛地進行質疑、檢討。雙方針鋒相對,爭辯激烈。后罷郡國酒榷、關內鐵官。《鹽鐵論》全書共六十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從首篇《本議》到四十一篇《取下》,為整個會議進行情況的全面記述;第二部分從四十二篇《擊之》到五十九篇《大論》,為會議結束后的余論,是賢良、文學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辭行時,由大夫提出的關于匈奴以及法治、禮治諸問題的辯論;第三部分為最后一篇《雜論》,是作者序言。作為一部大著作,《鹽鐵論》從內容到結構極其完整而統(tǒng)一。全書抓住首篇開明宗義的“問民間所疾苦”,按時間的順序,在第一部分集中針對直接關切國計民生的鹽鐵、酒榷等具體經(jīng)濟政策展開爭論,以反映會議情況:而第二部分則在前面會上爭論結束后,將所旁涉的諸問題進一步繼續(xù)爭論,以反映事件的全過程。這兩部分是全書主體,作者完全忠實于事件的本來面貌,對爭辯雙方的論點論據(jù),盡管不無傾向性,但仍采取“兩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論衡·案書篇》)的公正態(tài)度,依照原發(fā)言兼收并蓄,并不作主觀評判,即使有所剪裁,也是出于組織安排的需要;兩部分之間,又以“于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奏可。”與“賢良、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來上下轉綰過渡,最后再以“大夫曰:諾,膠東倏逢雨,請與諸生解。”作為全部爭論的結束,有始有終,首尾呼應。而第三部分的序言,才以對整個事件以及各當事人言行的評論,籠帶全書。由此可見全書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聯(lián)系緊密,前后一氣,不可分割,儼然成為完美的整體。這在迄今為止被列為諸子類的著作中是沒有先例的,可謂獨具特色的首創(chuàng)。
正因為《鹽鐵論》在著作上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內容極為豐富。它不僅全面而真實地再現(xiàn)了我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規(guī)模地發(fā)動地方民意代表,與最高負責官員一起開會,對中央政府一系列現(xiàn)行政治經(jīng)濟政策進行研討的情況,而且廣泛深入地揭示了當時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和錯綜復雜的矛盾,尤其是對官商壟斷、行政權利直接進入生產(chǎn)流通領域,給生產(chǎn)和百姓生活帶來的嚴重后果,都有極為剴切的揭露和抨擊,描繪出漢代社會現(xiàn)實的長畫卷。例如《水旱》中賢良曰:
故(舊時)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賈(價),器和(合適)利(便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民鑄時)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nóng)事急,挽運衍(延)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賒),民不棄作業(yè),置田器,各得所欲,更徭省約。……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善惡無所擇;吏數(shù)(屢)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zhèn)(銹)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后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強配)與民;卒徒作不中呈(限額),時命助之,發(fā)征無限,更徭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
將鐵官用不盡力的罪徒鑄不出好農(nóng)具,官商售貨不負責任,賣不出去實行強配,完不成產(chǎn)量強征百姓無償加工,致使農(nóng)民木耕手耨吃無鹽食等弊害合盤托出。
《鹽鐵論》在語言運用上也很有特色,不僅明暢自然,傳達出辯論各方不同的個性特征,像桑弘羊的雄辯嚴謹、邏輯縝密,表現(xiàn)了身負要職的現(xiàn)行政策制定者、實施者居高臨下睥睨一切的傲氣,賢良、文學則滔滔夸夸、子曰詩云,不免流于書生氣,卻又不懼權勢,執(zhí)著抗爭,而且在大段對話的承接處,往往能極精當?shù)厝詢烧Z就描繪出人物的神態(tài),使整個爭論事件具有了生動的情節(jié)性,像《國疾》中,當文學強硬地面折桑弘羊“今執(zhí)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zhí)事富貴而多患也!”時,作者先描述了“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繼而表現(xiàn)丞相史打圓場偏袒大夫說:“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zhí)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所以貴儒術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孔子弟子公西華)、賜(子貢)之辭,而見鄙背之色,非所聞也!……諸生不直謝大夫耳!”接著再寫“賢良、文學皆離席”,看似道歉,實則軟中帶硬地說:“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抵觸)執(zhí)事。夫藥酒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后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針石。”在這種情況下,才“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然后轉向賢良繼續(xù)辯論。正因如此,郭沫若甚至將《鹽鐵論》稱作是“一部處理經(jīng)濟題材的對話體的歷史小說”(《鹽鐵論讀本序》),足見其文學價值之高了。【原標題:桓寬與《鹽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