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官僚制度，有其重要特點：一是宗族的精神滲透于官僚的層級節制體系中，官僚之間，也就是屬官與長官、上級與下級、以及大臣與皇帝之間，在行政從屬關系的同時，體現出強烈的私人依附關系。丞相石顯的利益集團是依附漢元帝的，而京房由于其岳父張博是個高官，居于"三公"之一，張博又是淮陽王的舅舅，顯然是屬于與漢元帝、石顯集團有過矛盾的不同的集團，這有利于石顯下毒手。二，古代中國官僚制度建立在農業個體經濟的基礎上，具有自治功能，官僚的行政職能簡單而籠統，行政過程形成的分工，基本上沒有貫徹到官僚的選用、考課、待遇等各個方面，并沒有構成人事管理的職位分類系統。皇帝對此是心知肚明，對官僚的考核選用理論上說一說可以，對各個官僚集團起個嚇唬或警示作用，真正要貫徹執行卻要按統治和教化合一的示范原則，在既有的穩定的法律和臨時詔令和政令中，考慮各種利益的平衡任免和使用官員，京房的改革觸動不了這套禮法合一的制度，反而被視為在朝廷安插私人的舉措，威脅了別人的利益，動靜鬧大了便出現敵對力量將其"滅了"。三，漢朝的中央機關在行政方面，大體皆由若干個協助皇帝通盤處理國務的公，十余個在此之下分別負責各類專門事務的的卿，外加一些直屬于皇帝的其他部門所組成。皇帝之下便是丞相，太尉，丞相之下便是長史、司直、長史之下是諸曹。同時帝國的中央官僚也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天子家臣的性質，尤其是丞相諸卿，其機構也大量涉及皇帝的私人事務，有些機構的職責只限于京師事務。帝國的各地的行政機關除了規模較小，其實就是中央機關的翻版。漢代以郡縣為骨架逐層控制的序列已形成，郡守雖然依附皇帝，但其獨立性很強，很明顯。郡守統攬軍、民、財、刑等政而為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郡縣官僚的任免甚至生死，都完全操制在郡守手中。實際上，郡縣的領導班子是一套效忠于郡守本人的班子。郡守相當于諸侯，郡守府代表了朝廷，也被下級尊稱為"朝廷"。這里還保留了夏商周三代的天子--諸候式政治結構的特征。京房在中央機關搞改革，是利用了在皇帝身邊的機會，依靠講氣候天象和天下的災害并做些"天人感應"預測取得了漢元帝的信任搞改革，本來在京師就鬧出動靜了，又想搞全國各郡縣官僚的"名堂"，既得不到京師官僚集團的支持，也觸犯了"諸候"的利益，所以京房是個幼稚的政治家，死于當時的官僚制度的私人依附性。

     再說，商鞅、王安石、張居正既有治國安邦、富國裕民的抱負，又都取得帝王的支持，帝王予以他們很大的權力，而且支持的時間不短。他們無一例外地在組織、人事和吏治上下功夫，爭取在政治上有強大堅實的保障。但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都同時以增強國家財政收入和大力發展經濟為目標，他們的改革方案都較系統、較完整。王安石任地方官時政績斐然，但他的改革推廣到全國時便落空了，而商鞅、張居正的改革方案可行性較強，為秦國、大明帝國在財經方面大大增強了國力，摒除了許多時弊。京房與漢元帝相處之時，天災不斷，許多地方出現饑荒，富強巧取豪奪，官員腐敗。京房想匡正時弊、整肅吏治，但其改革方案不是有效的藥方，也不可行，很有理想主義色彩。他天真地認為通過人事制度的改革就能天下大治，保證財政收入和發展經濟。京房既不嫻于政治，又不懂財經，不觸及發展經濟的實質問題，沒有財經頭腦的人是搞不成國家的改革的。京房是杰出的學者，能夠在學問上創建一套理論體系，這套體系發展了易學的象數理論，頗具歷史文化價值。但他在現實社會中沒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不具備改革家的素質和才華。所以他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漂浮在既定的、不可變更得官僚制度的框架里，虛之又虛。他沒有充分認識到，從商鞅的個人悲劇可以總結出的道理：政治沖突往往是經濟利益沖突的集中表現，一旦失去帝王的支持，矛盾沖突激化之后，改革者的政治生命就會斷送，甚至肉體也被消滅。商鞅之后的王安石之所以能壽終正寢，主要是當時皇族中支持改革的力量還存在，宋神宗之后的皇帝還有改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