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重大環境和發展問題。應對氣候變化正在成為各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將對各國的能源資源戰略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將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戰略性選擇問題。盡管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已有大量科學依據，但仍然存在一些質疑和不確定性，而應對氣候變化卻必須有一個確定的戰略，采取實際的行動，這些行動必須建立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上。為此，厘清對氣候變化科學性及其不確定性的認知，有利于進一步取得科學共識，堅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取向。

    對氣候變化科學認識的簡析

    讓我們首先分析一下，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識有哪些主要共識和差異，是否存在“不確定中的確定性”。1.對氣候變化現象的認知。以IPCC為代表的主流認識是：氣候變暖和反常氣候活動增加是氣候變化的兩個基本趨勢，變暖是一個全球范圍的總趨勢，它在空域的分布上并不均衡，在時域的變化上也并不單調，而是波動式上升的。這個認識是以科學觀測得到的大量科學數據為依據的。有些學者對變暖是不是主要趨勢提出質疑，也能舉出一些依據。但從科學界已掌握的全球觀測資料看，確定近百年全球變暖的總體趨勢應是沒有問題的。2.對氣候變化原因的認識。導致氣候變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人類活動的因素，主流的認識是：近代（特別是近百年來）氣候變化的主因是人類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導致溫室效應增強所致。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自然因素是主因。這里有一個確定的事實是大家都不否認的，即全球的觀測表明：近二百多年來，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逐步增加，而這一點顯然與人類大量利用化石能源等人為因素相關。盡管對二氧化碳的溫室作用及其導致升溫的敏感度還有不同的估計，對氣候變化后果的嚴重程度也有不同的預測，但沒有人否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明顯增加的事實，沒有人主張二氧化碳濃度繼續增加下去。3.對氣候變化后果的認識。變暖對農業和生物生存環境的影響有利有弊，但持續變暖特別是在短期內變暖過快可能導致弊多利少。而反常氣候導致災害增多已經是各大洲都難以幸免的客觀事實，防止走向導致災變的臨界點，是人類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人類共同利益的所在。

    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識存在差異，客觀上反映了氣候問題的復雜性、氣候研究手段的有限性和人類認識的局限性。人們的認識會不斷深化，但可以預計，質疑、分歧和認識的不確定性還會長期存在。盡管如此，在這個復雜的問題上，也存在著幾點重要的共識和確定性：第一，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制約要求我們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目前我國能源結構化石能源占90%，節能本身就有減少碳排放的直接效果。要節能是大家的共識，沒有人主張高碳發展。第二，我國面臨嚴峻的常規污染治理需求（世界衛生組織最近公布的世界91個國家城市空氣質量檢測報告顯示，中國是倒數第15名），大家都主張減少污染排放，贊成綠色、環保。綠色（環保）要求減少污染排放，低碳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雖然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同根、同源、同步，在能源結構以化石能源為主的情況下，走向綠色和走向低碳要采取的實際行動卻是高度一致的。第三，反常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增加是全球人們共同的切身感受，必須積極采取措施防災減災是重要的共識，符合各國的利益，而且時不我待。簡言之，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降低氣候風險三者并行不悖。這些重要共識是采取確定的應對行動的思想基礎。

    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的科學性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實質上是經濟—環境雙贏、綠色—低碳雙贏的行動，同時也為今后更大強度地減排和適應進一步的氣候變化作好技術和發展方式的準備。這是一種經得起時間推敲的、歷史無悔的戰略。在國際氣候界，這些措施被表述為以下兩個方向。

    1．減緩：以節能減排為主的，包括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森林土地碳匯等措施的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在化石能源仍占據重要地位的階段，節能行動直接帶來三方面的效果：a.對不可再生的煤炭和石油等資源的節約；b.減少化石能源開發和利用過程中的環境影響和污染物排放，包括二氧化硫、可吸入顆粒物等危害人體健康的污染氣體的排放；c.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這個“一石三鳥”的效果是同時產生的，它很好地表明了綠色環保和低碳發展在方向上的一致性。減緩行動還包括保護和增加碳匯，培育森林、草地等綠色植被。這一行動也同時產生雙重效果：保護生態與水資源、綠化環境、凈化空氣的作用和吸收二氧化碳的碳匯作用，它從另一側面印證了綠色和低碳的同向性。發展非化石能源不僅會緩解能源供應的壓力，并且會改善能源結構。因此，盡管對氣候變暖的趨勢與溫室氣體的作用存在歧見，節能減排（及護育森林等）應該是一個確定無疑的國家戰略。極而言之，即使把氣候變化完全歸因于自然因素，節能減排等也仍然是國家健康發展的實際要求，是一個不可撼動的國家戰略，這是一種戰略上的確定性。

    2．適應：以建設防災減災的基礎設施和提高人類及生物適應氣候變化的生存能力為主要內容的行動。我國是一個水旱等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人均水資源和土地資源十分有限，改善防洪抗旱的基礎設施，從技術和管理上強化水安全戰略，已成為迫切的實際需求。同時，在有限的土地上為我國提供充分的糧食和其他農林產品也面臨著不斷改進品種、土壤和栽種技術，適應氣候變化的長期任務。生物進化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和動植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塑造以適應漸變的生存環境的能力，對此如果能有更深入的規律性認識，則人們就可以更自覺地去提高這種適應能力，改進保護生命健康的社會體系，更有意識地保護生物多樣性，創新適應氣候變化的農業。再者，適應氣候變化必然要求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和諧。為此，需創新城市化的模式，把優化（至少不惡化）生態環境作為城市化的優先考慮，體現以人為本，以人的可持續發展為本；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和發展循環經濟，遏制大氣、水和土壤受到污染的態勢，使天人友好。這些原本就要持續努力的事業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完全一致。適應氣候變化，從本質上說，就是增強人類在不斷變化的氣候條件下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顯然，對氣候變化認知上的不確定性并不影響“適應戰略”的確定性。

    其實，節能減排也好，改善和建設防災減災的基礎設施也好，本來都是國家科學發展的內在需求，是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是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角度表述為“減緩戰略”和“適應戰略”，或者說，客觀上順應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2007年發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目標，是“減緩”與“適應”并重的。這一目標也體現了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和應對氣候變化要求的一致性。

    以上的討論說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源于對我國與全球現實的分析和科學發展的客觀需要，它有著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戰略上的確定性與科學性，它從應對氣候變化這個角度，推動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深遠意義

    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時間尺度的全球性問題。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