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杜祥琬迷上了天文學，高考志愿是當時國內唯一開設天文系的南京大學。

 

然而，當年恰逢國家挑選留蘇預備生，杜祥琬以優異的成績入選。后來有人說他的天文學夢破碎，他則會心一笑，說自己很快就有了新的夢想——核物理。1959年，杜祥琬被派往蘇聯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攻讀原子能專業。

 

5年后學成回國，他被分配到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投身中國核武器事業，為突破氫彈研制難關日夜奮斗。

 

在那里，他受到王淦昌、朱光亞、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于敏等老一輩優秀科學家的親身指導和教誨。

 

杜祥琬的言談舉止中，人們能夠很自然地發現那一代科學家留在他身上的精神和時代印記。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這些老前輩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他們留給今天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

 

杜祥琬：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碰到既有學術功底，又有非常好的道德品質、精神追求的一批人，自然能夠學到很多東西。這是我人生中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為他們每一個人，我都專門寫過不止一篇文章來懷念。從他們身上，主要學習的就是價值觀。

 

在去年中國物理學會成立8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我曾說過，我們物理學界的風氣比較好，就得益于一批優秀的老物理學家。我舉了一個例子，氫彈研究獲突破以后，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彭桓武先生是第一完成人。但他不愿意去領獎，而是寫了一副對聯：“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說這是大伙兒一起干的事情，不該自己去領獎。

 

這是一種值得學習的情懷吧，大家都得這樣想問題，這樣對待人和事，對待榮譽。這也正是一種價值觀，做事情都是為了國家乃至人類的進步。

 

《中國科學報》：這些價值理念、精神追求方面的啟迪，是否也在隨時代變化？與今天的年輕科技工作者如何產生共鳴？

 

杜祥琬：我在平時的工作中其實經常跟年輕人討論這些問題。參加一些關于科學道德建設的會議時，我會經常給他們講“兩彈一星”時期的歷史故事。

 

比如，新中國成立后回國的著名力學家郭永懷，因飛機失事不幸去世。當人們在事故現場清理他已燒焦的遺骸時，發現他和警衛員抱在一起。兩人之間緊緊夾著一個公文包，里面的保密資料完好無損。可以想象，郭永懷是怎樣的一個科學家。

 

我也經常詢問年輕人，這些故事是不是已經老掉牙了？對你們還有用嗎？是不是有點太過時，我們這些人已經out（落伍）了？

 

后來我找到了答案。我也知道今天的利益誘惑多了，價值觀是多元化了。但是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會有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價值觀。這一點大家都同意。然后我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希望，就必須要有一批又一批的新人選擇崇高的價值觀，否則就是沒有希望的。

 

實際上，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雖然問題很多，但是從每一代人身上我都能看得出來，總有一批人在努力奮斗。這一點，年輕人也是認可的。我們那一代人，更多的是“被安排”，現在的人可以作出更多選擇，至于選什么，都由你自己決定。

 

但我毫不懷疑，中華民族的每一代人中，總會有人選擇崇高，為國家、民族、社會無悔奉獻。

 

《中國科學報》：我們看到，您曾兩度婉拒官職，傾心于科研一線。今天的科研環境中，仍有不少年輕有為的科研骨干，作出成績后很快被提拔出任行政職務。對此您怎么看？

 

杜祥琬：如果中國的科學技術真的想要領先世界，就一定要有一批搞科研的人，安心寧靜地在第一線工作，不要把他們過快提拔到行政領導崗位上。更不要以提拔作為促進其工作的目標，或者說把官本位的氛圍弄得更重，而是應該淡化。

 

當然，需要有人來做領導管理工作，這本身并沒有問題。因為管理工作涉及到很多大面，涉及到很多人員，不能把優秀的科研工作者都往這個方向提拔。反過來，科研工作者更不能把謀取官職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這樣是做不了好科學家的。這些是我的觀念。

 

但目前確實有些問題，如果只是在一線工作，科研人員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認可，資源也就不夠用。這涉及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是需要改革的。■本報記者 郝俊【原標題：“總會有人選擇崇高” ——對話杜祥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