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巖，這個曾被人們相信為是幫助李自成在1644年推翻明朝的河南文人，他的故事，在中國歷史學家中，是廣為人知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筆者指出，這一故事首先出現在清初的作品中，經過3個世紀之后，成為歷史上和文學作品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注：參看作者：《李巖的故事：它的發展和它從清初到當前的作用》。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后來，故事長期成為爭論焦點。北京師范大學的顧誠教授在1978-1979年指出，在河南杞縣從來沒有一個名叫李巖的舉人，在李自成起義中充當過重要的角色（注：參看顧誠：《李巖質疑》�！稓v史研究》1978年第5期。）。然而，有一個名叫李巖的舉人，是山東萊陽縣人，曾在豫北擔任過地方官，當時李自成在河南建立了根據地。本文主要的觀點是歷史上的李巖是李巖故事產生的基礎。李巖的故事極可能發源于1642年的河南的各種各樣的傳聞，并經過圍繞1643-1644年大順政權的興衰的口頭傳說而逐步形成。它曾受到一些有見識的同時代人的懷疑，但它從未被否認，因為它對于傳播卷入大順政權的文人學士是一個有價值的例子。李巖的故事現在極可能被看作是傳奇，但它曾是關于大順政權時期大神話的一部分。盡管它不再被認為是實在的歷史，但它可以作為明清變遷之際思想的一個重要跡象來進行研究。
   
    流傳的李巖故事，可以作一個簡短的概括。據說，有一個叫李信的青年，是明朝兵部尚書李精白的兒子，河南杞縣人。李信于1627年中舉人，但因其父參與魏忠賢閹黨，因而在縣里不受歡迎。在1630年的饑荒中，李信試圖勸說姓宋的知縣賑濟窮人。宋知縣以他不得不向上司交納繁重的捐稅為由拒絕了。李信隨即拿出自己家的糧食，很快成為出名的李公子。李信的鄉親們贊美著涌向他。這時李信和一個叫紅娘子的女子為首的當地響馬建立了聯系。知縣因此逮捕了他并指揮他謀反。1641年，紅娘子進攻縣城，救李信出獄。他們一起殺死縣官，去投奔李自成起義軍。李信改名李巖，并成為李自成的謀主。李巖的弟弟李牟，成為起義軍的一個將軍。作為謀主，李巖主張“仁義”的原則，力主與正直的明朝官員和文人學士講和，均由免糧，編寫童謠來取得民眾的支持。李自成占領湖北、陜西和山西，在北京建立了大順政權。
   
    在北京，故事在繼續著。李巖住在嘉定伯周奎宅中。他向家是河南的懿安伯和祖居李巖家鄉杞縣的狀元劉理順提供保護。李巖力鄧李自成制止起義軍將領劉宗敏沒收前明官員財產；駐軍城外以免擾民；加封明太子朱慈ｌǎｎｇ＠①和明總兵吳三桂。李自成不理這一勸告，進攻吳三桂失敗了。他很快在北京登基，然后被迫撤退出城，以避開吳三桂和滿洲軍隊。當起義軍西撤經過山西時，李巖試圖率領一支部隊回到河南去鎮壓那里的叛亂。另一個叫牛金星的謀主，怨恨李巖的名望。他告訴李自成，李巖和矮小的卜者宋獻策密謀，宋勸他實現“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言。李自成相信了牛金星的指控，殺死了李巖和李牟兄弟二人。此后，起義軍士氣迅速下降。李自成在被敵人窮追和1645年被害之前很早就失去了號召力。
           
    成文故事的發展和被接受的原因
   
    李巖的故事第一次寫出于1644或1645年，3個世紀以來，逐漸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注：參看作者：《李巖的故事：它的發展和它從清初到當前的作用》。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一個階段，從1644年到1670年，李巖第一次出現在作品中，迅速成為一個英雄。他的參加使起義進入高潮，他的被殺加速了起義的失敗。第一個聲稱有個叫李巖的文人是李自成軍中一個將軍的作者是趙士錦，在起義軍占領時期他住在北京（注：趙士錦：《甲申紀事》。）趙士錦在他的日記中說李巖住在周奎宅，駐防北京東城。他將軍隊駐在城外，以免騷擾百姓。大約5年以后，到1650年，一個署名葫蘆道人的小說家進而說這個李巖是河南的一個舉人，他的仁義政策解釋了起義軍的勝利（注：葫蘆道人：《馘闖小史》（即《剿闖小說》，實際上此書寫于1644年5、6月間。參看秦新林：《試論〈剿闖小說〉與李巖形象的關系》，《北師大學報》96年增刊：《訪問學者論文專輯》——譯者）。）。按這一小說家的說法，李巖和“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言的聯系使他被殺害，并導致起義的失敗。在1652年，受人尊重的歷史學家談遷在他的歷史著作手稿中進一步說明，李巖是河南杞縣的一個生員，他1641年投奔李自成，在北京進4條諫議，在1644年5月死在經過山西的途中（注：談遷：《國榷》。）。6年以后，在1658年，著名的史學家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里的《李自成傳》中，對李巖的故事作了簡短的描述（注：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1660年，另一個小說家西吳懶道人，又進一步增加了對李巖的描述，說他是一個舉人，給了他一個綽號“李公子”，并把糧食分給窮人，和縣官發生了沖突。依據這一復雜的描述，李巖是被杞縣百姓營救出獄，然后投奔李自成的。作為謀主，李巖編寫和傳播了免稅的童謠；在北京，他保護了張皇后和劉理順。他向正直的明朝文人官員提供幫助，保護起義軍中的窮人。當他遇到一個已經投降起義軍的姓周的舉人，為了追求富貴而賴婚，盡管其也是一個河南人，李巖也為之大怒，并將他打死。在進諫李自成4條之一中，李巖勸告李自成仿效古代賢明君主堯舜。在這一故事的描述中，李巖還和矮小的卜者宋獻策有一長篇對話。這一討論包括了明朝敗亡的原因和表明后來受到存有陰謀的指控的這兩個人之間親密的關系（注：西吳懶道人：《新編剿闖通俗小說》。）。總之，這一時期，李巖的故事作為正直文人參加明末農民起義和李自成最后失去文人支持的象征，而在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中流傳開來。
   
    在第二個階段，從1670年到1750年，李巖繼續扮演著他的英雄角色，但也進一步演變為更有爭議的形象。歷史學家計六奇加進了李巖是1627年中舉的故事，他卷入賑糧的沖突是在1635年的蝗災中，他寫了一篇《勸賑歌》（注：計六奇：《明季北略》。）。計六奇還說明囚禁李巖后來被殺死的縣官是一個姓宋的，要求宋知縣收賦稅的上司是一個姓楊的。這些增加的東西傾向于提高李巖的氣度和增加故事的逼真度，但計六奇也開始了玷污李巖形象的進程。他指出李巖的父親是明朝的一個兵部尚書，這使人聯想到“李公子”的稱號是由其社會地位而引起，要勝于由其仁慈行動而起。依據計六奇的說法，李巖組織地方團練，受到輕微的懷疑，他加入起義軍是為了得到財富和地位。1674年，歷史學家和詩人吳偉業進一步糟蹋李巖的名聲。他記述道，李巖原名李信，他是前明兵部尚書閹黨李精白的兒子。他賑濟窮人原來是為了解除政治上的內疚。他造反只是在被紅娘子這個女冒險家綁架之后，她強迫李巖接受自己為他的妾（注：吳偉業：《綏寇紀略》。）�？梢赃@樣肯定，歷史學家查繼佐增加了李巖的好色，他第一次提出了均田的政策（注：查繼佐：《翠微廬選集》。）。在1739年，記有李巖故事的欽定《明史》頒行，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注：《明史》。）。這一故事在盛清時的劇作家于1759年發表的一個戲劇中上演過（注：董恒言：《芝龕記》。）。在這一時期，總的說，李巖的故事被歷史學家和文人加以修改，強調的寓意在于只有壞文人才參與造反。當然，在1680年到1780年延續的制度之下，這一寓意是十分恰當的。
   
    19世紀中葉的中國，進入了政治衰落的另一個時期，這樣，也就開始了李巖故事生命的又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從1861年到1948年，3個歷史學家發現了吳傳業歷史著作中的一些問題。他們仍然接受吳偉業對于李巖故事的主要增加部分，除了紅娘子的插曲以外，因為看來不好解釋為什么李巖1635年卷入放糧的爭論，而直到1641年才造反。接受完整的李巖故事，這些歷史學家將一個簡短的概括包括在一個大的研究里，把敘述明末經歷的問題安排在一天之內。這樣，歷史學家徐＠②注意到明末的鄉兵組織，它也許有一點用處，如同他同時代的人試圖建立團練以與太平軍作戰一樣（注：徐＠②：《小腆紀年》。）。歷史學家趙宗復記述李自成的興起和失敗，著眼于南京政府在農村鎮壓紅軍游擊隊的努力（注：趙宗復：《李自成叛亂史略》。《史學年報》1937年第4期。）。歷史學家李文治，在1948年寫了明末的“民變”，提供了比較的描述，他想為他當時的革命者提供一個教訓（注：李文治：《晚明民變》。）。
   
    在第四個也就是最后一個階段，從1944年到1977年，李巖的故事進入了更仔細的學者風度的調查之中，它在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中扮演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在1944年，杰出的歷史學家和作家郭沫若關寫了一篇文章，紀念明朝滅亡300周年（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他密切關注李巖的故事，并且發現，和計六奇相反，在河南1635年沒有蝗災。此外，明朝統帥楊嗣昌在1639年以前沒有到過河南省。因此，他確定關于賑濟的爭論不是在1635年，而是在1641年，同一年李巖造反。這樣，郭沫若設想，如同他的清末和民國前輩所強調的，紅娘子事件不是李巖造反的主要原因。不過，郭沫若在他對李巖故事的描述中，保留紅娘子的插曲，可能是因為它的戲劇性力量。郭沫若后來成為北京的科學院院長，他確定的李巖故事的事件和他對紅娘子傳說的認可，就成為正統的說法。既然這一故事有其流行的意義，分歧就在于如何說明它。文章寫于抗日戰爭期間，郭沫若對李巖有強烈的認同感。他甚至表明，如果李自成取勝，中國就可能避免掉267年的清朝統治。20年以后，正處在根本的社會變動之中，歷史學家曹貴林，盡管仍然贊美李巖，卻描寫他是一個“封建知識分子”，他的一些政策是和起義者的利益相反的（如加封吳三桂等）（注：曹貴林：《李巖述論》�！稓v史研究》1964年第4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歷史學家指出李巖從來沒有改變他的“階級立場”，并對起義者很少作出重要貢獻（注：《李巖評價問題匯編》。香港：揚開書報共揚社，1968年。）。1977年，一個歷史小說家姚雪垠寫道，李巖和紅娘子，和李自成與群眾相比，只是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他們仍然是英雄形象，他們的行動對于起義的高潮具有決定性作用（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這樣，李巖的故事繼續興盛，當文化人在要對政府保持忠誠的時候，或在他們要造反的時候，它對進行持久流血斗爭的中國人提供指導。
           
    懷疑李巖故事不是歷史的原因
   
    關于李巖的極少資料，在最早作品中的原始資料和故事在近3個世紀的重要發展，共同引起其可信性的問題。在增加的部分里，有4點主要原因令人懷疑故事作為歷史的真實性。
   
    第一點，關鍵的因素是它沒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來源。在杞縣和開封府的方志中沒有提及任何一個生員、舉人、平民保護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巖的（注：（康熙）《開封府志》。（乾�。�《杞縣志》。）。在開封抵抗起義軍進攻的人的日記中（注：李光＠③：《守汴日志》。），在豫北試圖鎮壓“土匪活動”的地方官員的塘報中（注：李永茂：《新鄉地考》。），都沒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巖或紅娘子。許多在起義軍占領期間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員的日記中都沒有李巖和他的弟弟李牟（注：邊大綬：《虎口余生記》。）。在各省和北京的兩個與起義軍合作的文人名單中都沒有他們的名字（注：文聘：《烈皇小識》。）。
   
    第二點，一些有見識的觀察者斷然否認這一故事。在1693年的《杞縣志》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指出，杞縣根本沒有名叫李巖的舉人，他也未參加過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并說：“獨怪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舉屬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傳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錄。……一代信史不將來魏收之譏耶？”（注：（康熙）《杞縣志》。）這一批評是屬于無名氏的，聯想到廣為流傳的對李巖故事的認可，這有著開始挑戰的風險。
   
    另一個批評家是鄭廉，河南歸德府商丘縣的一個生員。當羅汝才的起義軍包圍歸德時俘獲了他。后來他寫了一個故事，這最終發表于1749年，他寫道“……如杞縣李巖則并無其人矣。予家距杞僅百余里，知交甚伙，豈無見聞？而不幸而陷賊者亦未聞賊中有李將軍杞縣人。不知《明季遺聞》何所據而為此也。而《流寇志》諸書皆載之，不知其為烏有先生也”（注：鄭廉：《豫變紀略》。）。
   
    還有另一個批評家是李祖旦，李精白的一個后裔，潁州1716年的一個進士。在李精白的一個兒子李栩的傳記的一篇附錄（在1752年的穎州志中）當中，李祖旦寫道：“按明季河南杞縣舉人李信從闖賊，后改名巖，稱為李公子，傳為李精白子�？祭钍霞页�，精白原籍山東兗州府曹縣固村人。明初李天從徐達征元有功，授潁州衛右所小旗，升總旗，后為潁州人。潁州衛籍附河南開封府鄉試，故精白為開封府籍，非杞人也。精白生子長麟孫，次鶴孫。當崇禎八年流賊破潁，鶴孫已先死。李信之從闖則在崇禎十三年。麟孫改名栩，自崇禎八年以義勇保護鄉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賊袁時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闖賊僭號后始為牛金星譖死。以麟孫、鶴孫存歿年分考證，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孫、鶴孫之外無有名信者。麟孫、鶴孫俱以萬歷庚申年入學，鶴孫早死，麟孫于崇禎元年拔貢，亦非舉人”（注：（乾�。�《潁州府志》。）。
   
    李祖旦沒有努力去找出誰是真正的出名的李巖，但他斷言對李精白的想象上的環節不過是傳聞。1826年，潁州阜陽縣志的編者進一步確定了李祖旦的論述，斷定“李精白沒有任何另外一個兒子在河南的賊軍中”（注：（道光）《阜陽縣志》。）。
   
    對李巖故事引起懷疑的第三個原因是甚至承認它的基本輪廓的學者也對它的細節有懷疑。趙宗復承認李巖不在被審查人員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認，他以之為基礎描寫李巖的一些來源是“不可靠的。”曹貴林認為“沒有清楚的和準確的來源表明李巖是否有地位。”他承認李祖旦提供的證據和“李巖不是李精白的兒子”的斷語，因為“盡管李栩和李巖非常相似，我們也不能相信他們是同一個人。”對于李巖建立民團的看法，他寫道，“我懷疑吳偉業在這里從李精白的兒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個事件，把它加到李巖的生平之中來”（注：參看注：參看作者：《李巖的故事：它的發展和它從清初到當前的作用》。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曹貴林：《李巖述論》�！稓v史研究》1964年第4期。）。這是對李巖的歷史性最仔細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這個英雄是一個合成的形象。小說家姚雪垠同意李巖“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兒子”。他進一步指出李巖也可能“不是杞縣人”。此外，提到紅娘子對李巖的想象的營救，他寫道：“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沒有這樣一個事件。”“實際上”，他繼續說，“出現在野史中的紅娘子可能從未存在過”（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這是一個小說家，他展現紅娘子故事到它的最高程度，他第一次公開懷疑它的真實性。
   
    對于李巖故事懷疑的第四個人也是最后一個原因是北京師范大學的顧誠教授對它的有力的批判（注：參看顧誠：《李巖質疑》�！稓v史研究》1978年第5期。）。他利用河南和山東的地方志進一步確定李精白是南直隸人，他引用李栩的話來加強李精白只有兩個兒子的論據。他查閱河南省的地方志以說明它們沒有關于造反者李巖和紅娘子的證據。他發現據稱是李巖寫的民謠多種多樣的重要的風格，斷言相對原始的材料表明，，它們來于“廣大貧苦農民”而不是來于李巖。同樣，顧誠認為，減稅和均田的呼聲產生于各地窮苦農民的心中，而不是“天才宣傳家”的創作。他發現在最早的史料中從未提及在起義軍將領和上層中有什么李巖或李牟。僅僅是后來的作者在早期敘述的排列和稱號的空白處插入了他們的名字。在北京，駐守在東城的“李都督”很可能是李過，帶領隊伍攻下國都的排名第四的將軍。被認為占據周奎宅的是起義軍將領劉宗敏而不是李巖（盡管劉最后沒有這樣做）。提供保護送懿安后回河南的是劉宗敏而不是李巖。如劉理順事件，沒有證據說明任何李巖介入他的事。有一個河南學者叫薛所蘊，在劉理順不與起義軍合作，寧可自殺以后，監護著狀元的兒子。依顧誠的觀點，一些敘述中所稱在北直隸東部作戰的“李公子”實際上是李自成或是一個投降起義軍的明朝將領原毓宗的“訛傳”。至于李巖的4點諫議，它們沒有被對之最感興趣的明文人官員的在京者所記錄，它們僅僅在后來出現于在遙遠的江南寫的一本小說中。提到李巖提出的帶部隊返回河南一事，顧誠指出，任何英雄也沒有必要作出這樣的建議，因為當時河南實際上處于起義軍的防守中。此外，在顧誠的判斷中，關于李巖被殺的時間和地點從沒有始終如一的敘述，使人聯想到它從來沒有發生過。實際上，當李自成西撤退回陜西時并沒有“軍心離散”。
    依顧誠的觀點，簡言之，李巖的故事可能曾被用于解釋李自成起義的高潮和失敗，但它不再能被接受為可靠的歷史。代替的是，用顧誠的話說，我們現在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念”去了解這一現象。同時，顧誠承認有必要了解李巖故事是怎樣起源的和它在明清變遷之際扮演什么角色。他號召用更多的材料來解決這一“三百年的歷史懸案”。
           
    關于李巖傳說的起源
   
    可能如同所料，構成李巖傳說的歷史基礎是幾個在河南和北京參加和圍繞在明末起義周圍的幾個實際人物。第一個和最重要的一個是歷史上的李巖，他出生于山東萊陽的一個小文官的家庭里（注：（康熙）《萊陽縣志》。）。這個李巖在1633年中舉人，1937年中進士。然后他被委任為北直隸廣平府曲周縣知縣。在此期間，他頑強地抵抗來搶掠的滿洲人，在饑荒時分發救濟，在瘟疫流行時施藥治病（注：（乾�。�《曲周縣志》。）。1640年，他被調為滑縣知縣。在這里他組織紳士們趕跑了名叫袁時中的“大益”（注：（民國）《滑縣志》。）。1641年，據地方志所說，李巖殺死270個匪徒并把他們的尸體讓饑民吃掉。也許是被夸大的，這一事件說明李巖的雙重信奉：鎮壓動亂和分發救濟。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當米價上升到1700文時，人們開始人吃人。李巖派軍隊抓捕盜賊，包括那些“因凍餓而盜竊”的人，如無離去的跡象，便殺死他們（注：（民國）《滑縣志》。）。他還到地方學校去，榮耀鄉兵頭子的妻子，并“厲行均稅”。他性情嚴肅，堅持正義，贏得了“李公巖”的稱號。1642年，他被提升到兵部，后來又升到刑部主事（注：（民國）《滑縣志》。）。
   
    事實上，李巖沒有久任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職位。相反，依據他的在地方志中的傳記：“他被任為大梁的軍事長官以酬答他的軍功”（注：（民國）《滑縣志》。）。同時，他任明朝任命的最后一個開封地方官。遺憾的是，我們缺乏這些任命的準確日期，但它們很可能是在1642年末或1643年初（注：（康熙）《開封府志》。（乾�。�《杞縣志》。）。那時，過去壯麗的省會在綿延的起義軍的圍攻和災難性的黃河洪水之下顫抖（注：溫斯頓：《十七世紀中國的一個大都市——開封》。《中國文化》第16卷。）�？赡苡捎谶@些原因，我們沒有關于李巖在開封活動的材料。然后，在1643年初，他又一次被提升，這一次是“開歸河等處糧務道按察使司副使”（注：（康熙）《萊陽縣志》。），對于他在此任上的政績，我們也未發現什么材料。我們只能推測他在河南北部遭到重大破壞的這一時刻分發不充足的糧食資源。在1643年3月29日，李巖之父李再白在滿洲人對萊陽的一次襲擊中被殺。依據萊陽地方志，李巖回到家里以守喪3年（注：（康熙）《萊陽縣志》。）。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他在這一時期干了些什么，但知道他“國變后隱居大李格莊，以吟詠自娛。”在一些時候，他寫了一本書，書名為《峨山集》，但僅存標題。記錄的缺漏引起歷史上的李巖卷入李自成起義軍的可能。作為開封的地方官或河南北部的糧官，他可能加入其他醒悟的明朝官員，與起義軍在一起（注：鄭廉：《豫變紀略》。）。李自成可能試圖爭取他但失敗了，于是后來鼓勵一種他加入起義軍的謠言（注：（康熙）《開封府志》。（乾�。�《杞縣志》。）。另外一種可能是李巖與李自成（或袁時中）暗中有聯系，他在1643-1645年以“李猶龍”之名繼續作開封知府（注：鄭廉：《豫變紀略》。）。最后一種可能是，李巖回到了萊陽，但后來放棄了守喪，伴隨其他文人到北京做了大順官員（注：（康熙）《萊陽縣志》。）。這些可能性都值得研究。
   
    其時沒有把李巖和起義軍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證據，我假設這是間接的關系。如果李巖在1643年初離開河南去山東，正好李自成此時離開河南去湖北。這一巧合看來在二李的一致性方面引起了更大的混亂。顧誠指出一個明朝官員寫道，當李自成在“河南北”活動時，有人“聞其更名李兗……”（注：參看顧誠：《李巖質疑》�！稓v史研究》1978年第5期。）。歷史學家顧炎武，他在起義期間是一個年輕人，后來他在中國北部到處旅行，聽說“闖賊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注：顧炎武：《明季實錄》。）。他又聽說李牟公子是李炎的另一個名字。當李自成1645年在湖北被殺害時，一些地方紳士甚至在這樣晚的時候，還知道他名為“闖賊李延”（注：參看顧誠：《李巖質疑》�！稓v史研究》1978年第5期。）。這些“兗”、“炎”、“延”發音相同或相近，但寫法不同。此外，他們出現的多種多樣的來源是很早的，在當代的事件中被描寫的。人們廣泛流傳一個叫李巖的人，但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樣寫的，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和他與李自成的關系如何（注：參看顧誠：《李巖質疑》�！稓v史研究》1978年第5期。）。在這樣的形勢下，河南北部的人民十分可能聽到過關于“李公巖”的事跡，他分發糧食給饑民，然后離開了這個省，這表明他與后來在湖北和陜西建立政權的李自成相似。
   
    在一個關于起義軍領袖家庭背景的謠言啟發下合成的英雄李巖后邊，李自成是第二個歷史人物。人們都知道，李自成出身于一個很低下的背景，遭受了明末各種動亂的考驗，因聯合各部農民軍力量上升（注：顧誠：《李自成其事考》。《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2期。）。在1643年和1644年初，不管怎樣，李自成處于爭取大量文官的進程中，有一些出于受人尊重的門第。在這種情況下，有一種傳聞說李自成是明兵部尚書的孫子，他本人1634年在陜西替貧窮鄰里交賦。1635年，知縣又讓李自成替鄰里交賦，但這一次他拒絕了。他被知縣逮捕，后被他曾幫助過的百姓救出。于是李自成成為一個造反者，組織了一伙追隨者，最后到北京推翻了明朝（注：顧誠：《再談李巖問題》�！侗本�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這一傳聞起于何時，但我們可以設想它基于口頭上的傳說是在李自成進攻北京的幾個月之前（注：參看顧誠：《李巖質疑》。《歷史研究》1978年第5期。）。它可以反映李自成為提高在他的文官支持者或謀士中的聲望聽作的努力。同時，它對于廣泛存在饑餓和暴力的時期的群眾產生一個強大的救星是有作用的。無論是它準確的起源或其意義，這一傳聞很清楚是故事的最早的說法，它后來將對英雄的李巖提出非難。從前后關系看，李自成與文人李巖（或李公巖）的一致性使2人在民眾心目中混淆的這種可能性增加了。顧誠依據兩個目擊者的記述，說明在北京分發銀子給窮人的“李公子”事實上是李自成，他無疑是正確的。（戴福士，Dr.Roger V.Des Forges，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史學者，在研究中國河南歷史方面多有建樹。本文發表于《美國東方學會雜志》第104卷第3期。為幫助讀者了解美國學者對中國史研究的狀況及其觀點，征得作者同意，特節譯此文。）作者：（美）戴福士【原標題：李巖故事的起源及其研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