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5月20號的考試，只有兩個多星期，其他同學都已經復習了幾個月，我只剩下十幾天時間。但我心里有數。俄語一點都不擔心，從高中開始就學，大學期間還翻譯過兩本書；專業課也沒問題，因為覺著寫一篇畢業論文不過癮，我是學校里唯一寫了兩篇論文的人，所以基本不用復習。考試最難的科目，是“地表面熱量平衡”，參考書目是蘇聯一位院士寫的，其中用到很多數學知識。雖然沒有學過，但在大學時，我一直跟著數學系上課，數學系的所有作業題目都做過，所以看這本書很輕松。和老師借這本書時，他說只能借一個星期，結果4天后我就還給老師了。當時北大、北師大、南大等很多名校學生也報考了中科院地理學的研究生，最后只有我幸運地考上了。

我的導師是中科院地理所所長黃秉維先生，也是當時地理界唯一的學部委員，德高望重，治學嚴謹，非常受人尊敬。但與他見面非常少，一年不過三五次，交流也不多。“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所以在學業上主要靠自己的悟性。

大學4年，研究生4年，我一直在鉆研地理學，發現過去的地理學只解決了知識積累問題，包括我國古代的地理志和外國的地理大發現，都停留在科學的第一個層面，也就是只回答了“是什么”的問題，尚沒有回答“為什么”和“將發生什么”的深層次問題。

我借用物理學的研究范疇，給自己的地理學研究提出了三個任務：構建理論地理學、實驗地理學和應用地理學。地理學和地質學、大氣學、天文學等研究很不一樣，而構建地理學學科的第一步，就是要回答它與其他學科的區別是什么。上個世紀80年代，錢學森先生曾多次呼吁搞地理科學研究，其初衷與我的想法有許多共鳴之處。

1966年，在我研究生畢業的那一年，已經開始“運動”了，我被派到解放軍農場鍛煉了近兩年。那時，我不明白，為什么搞研究的人也要卷進政治斗爭，但最后也不得不去。雖然對前景看得不是很透，但我一直堅信知識的力量是不會泯滅的。去農場時，不讓帶任何與業務有關的書籍，只能帶毛主席語錄。但不管別人怎么說，我覺得自己要對得起這門學問，為了進一步追蹤國外地理學的前沿，就冒著極大風險，悄悄帶了一本英語詞典，然后用毛主席語錄的封皮包裝起來，假裝看語錄，實際上在背單詞，后來把一整本詞典都背下來了。

我是貧農，出身好，也不是“造反派”，別人去“運動”時，我就泡在圖書館。那時正好趕上國際地理學的大變革，我把四年研究生期間積累的知識和思考都寫下來，整整寫了兩大本，這就是后來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自然地理新論》。

1980年，科學出版社準備出版這本書時，我正好被公派到美國去。當時寫書、出書的人很少，特別是地理界。我的導師那么有名，也沒有出過書。所以，在那個年代，出書是一件挺轟動的大事。于是，有人覺得我太冒尖了。

因為所在單位不給出具意見，這本書拖了一年多，都沒能出。當時，反對的理由有三條：第一，我國粉碎四人幫后，科學大會剛剛召開，全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而牛文元竟然在這本書的序言里說，現在是地理學的危機時刻？在社會思潮沒有完全轉變過來的當時，這個“罪名”還是挺重的；第二，書中有一章，叫“自然地理系統”，有人覺得很奇怪，說：“見過公交系統、行政系統，還沒見過地理系統，簡直是胡說八道”；第三，在我對地理學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些數學方法，這在以前從來沒有過，反對者認為這是故弄玄虛糊弄人的。

著作爭議巨大，但我內心依舊安定。因為我知道，成長中遇到挫折并不可怕，對的東西就要堅持，別放棄，這樣任何時候才能成就大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出版社第四編輯室主任力排眾議出版了這本書。這本書一問世，立即引起了轟動，因為它是改革地理學的第一本書。境外報紙作了長篇評述，錢學森為此還專門寫了一封信給我，十分贊成用系統學的觀點解釋地理學，這封信后來還收到了他的文集里。

后來，我又寫了《現代應用地理》和《理論地理學》，基本完成了地理學從描述為主到解析為主的軌道之上。至于研究成熟不成熟，留待后人評說吧。

三句話不離“可持續發展”

1983年，我從美國回國前，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的馬世駿先生寫信給我：聯合國決議成立一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主要任務是研究和設計人類在21世紀發展的戰略和道路。委員會成立的時候，聘請當時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作為委員會主席，同時聘請了22位專家，馬先生作為中國生態學會的創始人入選。但馬先生的研究領域是“蝗蟲”，他希望能找環境領域的專業研究者共同做這件事情，便寫信給我。前輩相邀，我自是欣然應允。從1983年到1987年，我們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個國家，給委員會提供建議，也和發達國家的專家代表進行爭論，包括布倫特蘭夫人本人。我們站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立場上，提出了對可持續發展的看法，最終在1987年發布的布倫特蘭報告中（也即《我們共同的未來》），采用了數條我們的意見。

1988年，馬世駿先生建議我到中科院生態研究中心工作。當時，我建議把可持續發展列入到科研計劃中。不少人批判，說我們不過是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在玩概念。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的現代化歷程，不講可持續發展肯定要吃大虧。西方一百多年走過的道路，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有很多負面作用非常明顯，我們應該汲取教訓，而不是重復他們走過的路。所以，不管別人怎么說，我們堅持自己的觀點。

在我一生中，在好幾個關鍵時刻堅持了自己的觀點，現在看來，都堅持對了。

1989年，以我為首發布了第一份《中國生態環境預警報告》。時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大力支持可持續發展。1990年，我們在日本公布了這份報告，結果日本主流媒體都刊載了這條消息。著名環保人士梁叢誡也講過，正是看了這份報告和相關的文章，他才走上捍衛環境、熱心環保的道路。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我隨中國的專家代表團前往巴西。一共有100多個國家的代表團和70余個國際組織出席會議，102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到會講話并共同簽署里約宣言。鑒于可持續發展對于當前社會以及人類自身子孫后代發展的戰略意義，會議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名《地球憲章》）和《21世紀議程》兩個綱領性文件，這是史無前例的。

1990年前后，搞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當時，真正的說法是“持續發展”。1995年，準備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十五大報告的時候，因為“持續發展”的中文含義不夠精確，才正式采用了“可持續發展”的說法。

1998年，我提出要把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向國家高層的政策制定者們傳遞最新的研究成果，這得到了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的支持。研究報告每年出一本，至今已連續出了10多部，希望真正把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理論體系、戰略要求、戰略目標、戰略路線圖、指標體系等提出來。這份報告已經位列全球最受重視的247份年度報告中。

2007年，我向路甬祥院長建議，中國已經迎來從學術上全面總結可持續發展的時機，我設計了一個20本的國家卷，從總論、能源、生態、環境等方面，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進行了全方位的學術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