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開封書壇名家輩出，群星薈萃。他們杰出的書藝成就，不但為他們的那個時代做出了貢獻，也對我們今天的書法藝術產生影響，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當首推靳志先生。

    靳志先生字仲云，開封市人，生于清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工詞章、精書法、擅章草，名聞全國。但要說起他的書法，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靳志自幼聰敏、勤奮好學，文章也寫得極好，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即以第五名舉于鄉，中了舉人。次年（戊戌年）赴京師應禮闈（參加會試）出入貢院號舍凡九晝夜，一戰告捷。旋以“添注涂改，不符磨勘”罰停殿試一科。又遇庚子之變，兩宮（慈禧、光緒）西狩，至癸卯始補廷對，用工部主事（事見靳志遺稿《京師貢院行》序），這就是說他本來在光緒二十四年會試就考中了，只因為字寫得不好，試卷上多處涂改添注，被罰停一科，偏巧又趕上八國聯軍進北京，庚子一科停辦，直到癸卯年（公元1903年）也就是科舉的最后一科，才算中了進士。

    《隋書·儀禮志》中規定：“士人應試時凡書跡濫劣者罰飲墨水一升。”這條法規雖然荒唐，但卻沿襲了好幾個朝代。清代廢除了這條陋規，卻又有了罰停一科的新規定，被靳志碰上了，這本不是件好事，但靳志由此認識到了習字的重要性，發奮習書，終于成為一代書家、名家，未嘗不可說是一件好事。

    二、學貫中西 書品高尚

    靳志先生出生于封建社會的科舉時代，由于科舉的需要，先學歐陽詢，和當時一般應試學子的字一樣，筆畫勻整，館閣氣息較濃。癸卯廷對用工部主事后，入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習法語、英語，次年即以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生的資格赴法留學，學習工業及政治經濟。在此期間，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發起的同盟會，一面學習，一面從事推翻清朝、推行共和的革命活動。歷時7年，直到1912年民國成立后，始回國，在北京大總統府任禮官，一年后被派赴歐洲，任駐荷蘭使館一等秘書。因反對洪憲復辟，聯名電促袁世凱退位，被袁世凱撤職電令回國，幾遭殺害。幸得袁乃寬、陳世昌等從中斡旋，始免于難。后稱病脫離北洋政府的羈絆，加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工作，民國八年（1919年）任駐比利時大使館秘書。從此他一直在外交部門工作，游歷英、法、德、意、荷、比等十幾個國家。他的文章、詩詞、書法都很為外國朋友所欣賞，曾榮獲法蘭西文學藝術佩綬獎章。

    時代的前進，以及靳志先生所處環境的變化和緘函往來的需要，在書法的傳習過程中靳志先生對刻板的館閣書體逐漸產生厭倦，改習王羲之的《蘭亭》、《圣教》、《十七帖》等，兼學褚遂良、李北海，一洗館閣舊體書風，有了很大改變。其字簡淡、清雋，功力內含，純以意取，不求形似。但用筆提捺轉換則恪守法度，從不茍且，更不補筆描摹，終成一代名家。在這里還要提出的是靳志先生不但字寫得好，有晉唐風骨，對所書寫的內容也十分慎重，他說：“字寫得再好，如果內容泛泛，或是糟粕，讓人讀了無益，文章不合語法，詩詞不合格律，讓行家看了貽笑大方，讓文字根底淺的人看了更會謬種流傳，誤人子弟。”所以他從不寫文章不合語法、詩詞不合格律的作品。書寫前人詩文必見諸原籍，書寫今人詩文，不論是什么人的，只要內容好，體例合，就會欣然命筆，反之則遭拒絕。故其書品、人品之高尚，極為時人所重。

    三、繼承和創新

    靳志先生的書法最為人稱道的是章草，按通常慣例，學章草者多從隸書入手，而靳志先生則從魏碑入手獲得成功，實為首辟蹊徑。他是如何獲得成功的？還必須從書法藝術如何繼承和創新說起。民國初期書法藝術如何向前發展？必須走不斷創新之路是書界同仁的共識，但怎樣創新？意見并不一致，靳志先生主張從研究唐代書家的師承、變化、發展的脈絡著手，然后再在唐代書家的基礎上提高。他還認為學書不能單求形似，應體會前賢的筆勢筆意，唯如此，才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寫出新意，使書法藝術進一步發展。對于自己的這個認識和看法，靳志先生身體力行，他早年寫北碑，尤精《張猛龍碑》，他把雄健的北碑橫勢注入閣帖的二王行草形體之中，一洗宋明以來書法中的柔媚，開辟了學習草書的新途徑。從筆勢看靳書筆勢主斷而“內斂”，近王羲之風格。更具體地說，為了探討草書結體的需要，靳志先生曾從王世鏜（魯生）學章草。深得其意。這王世鏜性樸訥，屢試不中，窮困潦倒，閉門研究草書數十年，他以羊毫筆寫章草，古拙蒼渾，幾類古人。但在以功名利祿為重的舊時代，當時的書壇根本不知王氏其人，而靳志先生不以功名成敗論英雄，從其學書，并幫助王氏完成《稿訣集字》（一部講解草書結體的專著）刻石于關中。實屬慧眼識珠、遺澤后世，令人可敬可佩。后王世鏜作品面世，還鬧了一場哄動一時的“章草案”。事情原委是這樣的：王世鏜作品面世后，竟被當時的章草名家羅復戡斷為古人作品。靳志先生乃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并推出王世鏜本人，使羅大跌眼鏡。后經于右任先生出面打圓場，才算了結。于氏《標準草書》完稿時，靳志先生賦詩以賀。于右任對先生的詩詞和書法都極為推重。

    四、留守南京 迎接解放

    靳志先生雖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外交領域工作，但由于他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特別是對官場間的相互攻訐、傾軋的厭惡，常常采取不合作態度。為此他曾請著名篆刻家壽璽先生篆刻了一枚“周覽倦瀛壖”印以名志。先生不但官場不利，得不到重用，甚至還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郁郁而不得志。抗戰后期及勝利以后只是為了糊口，仍在外交部掛個閑職而已。先生也樂得閑散，寄情于詩詞書法。其實，正是他詩詞、書法方面的成就和他在社會上的名望與資歷，才保全了他在外交部掛閑職的資格。1949年南京解放前，外交部撤離南京，靳志先生不愿意去臺灣，要求留在南京留守處。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渡江戰役打響之后，靳志先生忠于職守，日日夜夜監守在外交部內，守護國家財產、檔案的安全不受侵犯。南京解放后，留守處向人民政府進行移交，受到人民的歡迎，后定居故里開封。據說，毛主席曾致函邀其進京，他以年老謝辭。被聘為河南省第一、二、三屆政協委員、河南文史館館員、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還曾當選河南省人大代表。作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他隨省政協一道視察三門峽水庫工程對他震動很大，他認為這樣巨大的建設工程在舊時代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曾填詞“……天工人代，眼前視見能說”，以紀其事。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靳志先生還特選“玉京秋”詞牌，填詞書寫以獻，受到國務院的表彰。其熱愛新生活、熱愛社會主義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