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之前，父輩中唯一健在的近親叔叔從開封市給我打來電話，寒暄之后聊起我二爺——他的父親濱閣公。不久前，《大河報》記者尋訪辛亥革命先驅后人專訪了他，又受邀到鄭州參加辛亥革命后人座談會，他說：“不知你注意否，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媒體上有介紹你二爺的文章。”電話中老人激動的話語感染了我，由此我的愧疚之情也油然升起。

    我隨即打開電腦，首次點擊搜索我二爺的姓名，在網上有我二爺劉泗方姓名的頁面條目竟有數以百條：《劉泗方：劉大司馬是個“強項令”》一連串標題迎面而來，在多家媒體刊載，辛亥革命網、辛亥群英榜、河南文史資料中都能找到劉泗方生平傳略。

    劉泗方(1880-1944)，字濱(炳)閣，河南內鄉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河南起義，辛亥革命前后在當時的河南省府開封警局任馬巡隊長、分局長，先后出任考城(今蘭考)、息縣、武陟、唐河縣長等職務。

    我祖父排行老三，濱閣公排行老二。聽祖母講，祖父32歲病逝，我父輩弟兄四人，有三個叔伯，是濱閣公接至省城開封供養他們上學讀書，視為己出。從此我們地處伏牛山區的家庭便與居住在省城開封的濱閣公家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祖母、母親及家族中其他老人傳播給我兒時耳朵中的信息幾乎都是關于二爺濱閣公的。濱閣公離世后留下獨生子——劉同生，就是給我打電話的這位叔叔。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馮玉祥主持豫政，為整軍經武。西北軍在華北運動場舉行騎射比賽，因馮玉祥與二爺有金蘭之誼，特邀年屆五十的劉泗方蒞場示范表演，爺爺戎裝躍馬，奮臂引弓，三箭皆落金錢，獲騎射之冠，在西北軍和社會上傳為美談。

    濱閣公賦性剛毅，穎悟過人，朝習劍器，夕誦武經，刻苦砥礪，寒暑不輟，學藝兼優。清末在當地考中(丁酋科)武生員。那時清政府腐敗，外患頻侵，始則割地賠銀，繼而瓜分割地，有識之士無不憤慨萬端。濱閣公認為鄉邑生員于國事無補，決意遠游探索救國救民之道，推翻腐敗的封建政體，謀求自強抵御外侮之策。他先后旅游江淮荊湘各地，1905年就讀南京高等警務學堂。在此期間，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秘密加入了同盟會。不久他與同學十余人結伴東渡日本，入政法學堂深造，在東京結識了孫中山先生，從此他獻身革命、推翻清廷之志更堅。

    1911年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河南同盟會分部積極準備武裝起義。此時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同盟會員張仲端受總部派遣回到河南，大家推舉張任河南起義革命軍總司令并設立司命部，組織聯絡河南革命黨人及紅槍會、仁義會、部分巡防軍和警界中的革命力量，伺機發動起義。濱閣公擔任巡警方面的組織聯絡。

    辛亥革命勝利后，濱閣公與沈竹白等同盟會同志四處奔走促成修建烈士陵園、督建烈士紀念塔，后又負責發放烈士撫恤金。

    據我叔叔劉同生講，當時時常有烈士家屬到我家登記辦理領取撫恤金。烈士家屬喪夫失子，哭哭啼啼，場面悲慘。

    1916年，濱閣公出任考城(今蘭考縣)縣長。在軍閥暴斂、戰禍頻頻的年代里，無端征派，民不聊生。濱閣公膺命縣令與民同憂，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為減賦廢捐，抗顏直陳，據理力爭，竟兩次被上峰拘留，強項之名一時聲譽斐然。在任期間，他調眾議，惜民力，勸農事，勵節約，抗暴除惡，一如往昔。卸任之日，息縣各界擺十里迎風桌儀相送，挽留之情依依。此后他又調任武陟、唐河縣縣長，所至之日，即告各界例行饋贈概予謝絕。濱閣公曰：“所至農事為本，息民當先，政惟尚簡，身則以廉，縱難有濟于眾，唯愿無負于民。”其調離唐河縣時，各界捐萬民傘并儀牌四扇，書曰清風明月，以表彰他勤政廉明之德。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在民族危亡時刻，濱閣公雖年近花甲，毅然出山應任“內鄉縣抗戰動員委員會”委員長，積極倡導支持家鄉青年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力促支前，資助奔赴延安的抗日愛國青年，對駐扎在近地的國民黨十三軍憤加指責，彈劾其消極抗日、專事害民的丑惡行徑，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民主事業，盡瘁了他畢生精力。1944年，濱閣公病逝于家鄉伏牛山區湍河之濱，終年64歲。

    早在2001年時，我作為侄孫，開封市民革委曾發函邀請我參加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座談會暨為辛亥先賢劉泗方等人樹碑儀式，還同時寄來了有關劉泗方生平傳略的《河南文史資料》，當時因為工作忙，未能抽身前去。時至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接到叔叔的電話后怎能不愧疚自責呢？

    二爺，冥冥之中你能看到今天的新中國如此強大，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百業興旺，不正是你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所追求的國富民強的太平盛世嗎？孫中山和你們這一代人未能做到、國民黨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幸運，民族的幸運，國家的幸運。追憶歷史，難道我們不應該更加珍惜我們現在安定幸福的生活環境嗎？

    二爺，九泉之下你們可以瞑目了。【原標題 ：緬懷族爺劉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