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政府職能應抓大放小，不要陷入行政審批中而忽略了大事。很多問題都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大的問題，我們研究得不夠，落實得也不夠有力。政府應沿著簡政放權、搞活微觀經濟，更大程度、更廣泛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方向去努力。這樣我們政府作用才能真正發揮到點子上去。

　　《瞭望東方周刊》：說到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2009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是個典型的例子，你如何看待這一政策的得失？

　　鄭新立：許多人批評四萬億政策，認為它造成了許多的負面作用，我認為這是一種誤判。

　　實際上四萬億的投資計劃是非常及時有效的。如果沒有四萬億，我們2009年、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大幅下降，然后會引發出許多社會矛盾。可以說，這個四萬億挽救了我們當時的經濟，使我們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穩定增長，政府做得非常好。

　　但是到后期，出現了一些通貨膨脹的勢頭之后，一些聲音利用這個來“嚇唬”政府收緊銀根，錯誤引導了政府的決策。實際上，我們銀根的松動稍微晚了點，如果再稍微提前半年，不是在去年的年中，而是在去年的年初就開始適度的、靈活地放松，可能會減少經濟下滑的時間。

　　后來中國經濟從2012年的第四季度才開始實現止跌回升。如果增速跌到7%以下，好多社會問題可能會出現，比如就業矛盾、三角債問題等等。如果到那時再來重新啟動經濟就晚了。

　　應設立專事改革的部門

　　《瞭望東方周刊》：在各項改革的進程中，有人研究和制定政策，就需要有人很好地落實政策，你認為在這方面政府職能應如何加強？

　　鄭新立：我認為改革需要有一個綜合的部門來制定方案，做到有序地出臺，逐步推進。

　　比如說金融體制改革，在2012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溫家寶曾提到六大方向：第一是放寬準入，第二是建立地方監管機構，第三是建立存款保險和貸款監管制度，第四是利率市場化，第五是完善外部管理體制，第六是建立多層次的市場。

　　這六大方向提得非常好，但是當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文件，規定具體要怎么改，誰在前誰在后。結果由于資本的趨利性，利率市場化成為了首要突破口。而利率市場化潛藏著一些金融風險，很可能會帶來壟斷利潤、尋租行為。

　　實際上在溫家寶的講話說也提出，放寬準入排在第一，因為只有增加了競爭主體以后，才能通過競爭來降低融資成本。而在競爭的主體沒有形成，資本的買方市場沒有形成的情況下，先從利率放開，那可能就亂套了。

　　在買方市場、競爭主體形成的時候，既要有行政的監管，又要有市場的約束。行政的監管就是建立地方性的監管機構，因為民營金融領域銀監會管不過來。另外還要用市場化的方式來監管，來化解風險，也就是存款有保險，貸款有擔保。

　　只有這三步都做完了以后，才能放開利率市場。現在卻是前面的步驟還沒落實，后面就越位開放，這樣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認為政府最好設立一個專門負責落實和推動改革的部門，不僅要研究可行的改革方案，還應制定出具體的政策和細則，并且努力來協調各個部門，切實推動改革。作者：李慧 岳家琛【原標題：鄭新立：政府應強調控、少審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