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對話出自于1996年5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出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范敬宜為穆青《十個共產黨員》寫的序，序中記述了當年春節期間穆青與他的一番談話。范敬宜所講述的穆青與人民的這種關系，不正是我們新聞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嗎？

    一

    在穆青同志的作品中，人民群眾及其先進代表人物占有無與倫比的地位，最根本的是他善于捕捉足以體現社會發展方向的先進代表人物，并通過他那如椽之筆，充分展示其時代意義，謳歌他們所代表的人民群眾的歷史性作用。1942年，他與張鐵夫合作采訪、寫作了報告文學《趙占魁同志》，這不僅是中國報告文學史上第一次把普通工人作為英雄大力表彰，而且是我抗日軍民在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軍隊重重封鎖的極端困難時期樹起的在黨的領導下“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粉碎封鎖、堅持抗戰的時代英雄典型。關于趙占魁的報道，穆青同志從1942年到1948年先后獨立寫作或與人合作了《人們在談說著趙占魁》、《趙占魁同志》、《恭喜趙占魁同志》、《工人的旗幟趙占魁》4篇通訊、報告文學和特寫，并由此影響、促進和推動了一個時期千萬人參加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穆青新聞作品中另一篇不朽之作是他1943年采寫的塑造農民抗日英雄群像的《雁翎隊》。它被各大學新聞專業一再翻印，成為我國新聞教材的“保留劇目”。

    新中國成立后，穆青同志開始走上新華社分社、總社領導崗位。一方面，他結合實踐，進行新聞業務研究，培養年輕記者，組織采寫或參與修改一批具有時代特點，反映人民群眾高貴品質和斗爭精神的有重大影響的新聞精品；一方面身體力行，親自采寫重大典型報道。他與馮健、周原一起采寫《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下簡稱《焦裕祿》)。這個時期，寧陵縣植樹老人“老堅決”潘從正、領導人民修建人間天河——紅旗渠的林縣原縣委書記楊貴也已進入他的視線，并開始作深入報道的準備。可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作罷。

    “文化大革命”十年，穆青生花之筆未能有煌煌作品問世，但人民群眾戰天斗地第一線仍然是他凝眸擊掌的圣地。1978年他與陸拂為、廖由濱采寫的《為了周總理的囑托》(以下簡稱《囑托》)，1979年他與郭超人、陸拂為合寫的《一篇沒有寫完的報道》(以下簡稱《報道》)，向人們記述了兩位農民同命運的反復較量。《囑托》已經成為高中語文課文。像這類帶追憶性并又追蹤報道新時期、新情況的篇章，還有寫孫釗的《難忘那雙手》，有寫鄭永和離休后為解決幾萬農民吃水、用水問題而殫精竭慮的《情系人民》，還有寫任羊成的《兩張閃光的照片》以及寫河北農村黨支部書記閻建章的《改革大潮中的老支書》等。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有了更為廣闊的馳騁空間。穆青同志以欣喜的心情及時記錄了人民群眾在這一歷史時期新的精神風貌和輝煌業績。起先是《搶財神》、《誰有遠見誰養牛》，后來是《風帆起珠江》、《趕著黃牛奔小康》、《潮涌中州》、《蘇南農村第三波》、《中原“金三角”紀行》等等，這些篇章，真實記錄了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農民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前進步伐。

    密切關注社會發展，反映人民群眾心聲，呼喚“勿忘人民”是穆青新聞思想的重要方面。他結合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普通農民吳滿有勤勞生產的事跡，隨后掀起了全解放區生產運動和學習勞模運動。他指出，如果不打破老一套的新聞范疇，就會永遠看不見人民群眾中生長著的豐富而寶貴的新聞題材，永遠只會在干部中間和在數字、會議、動員、總結等一般工作情況里打圈子。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新聞戰線的同志們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但是，許多同志想深入實際，卻找不到真正需要了解的實際；或者身子到群眾中去了，但卻不知道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針對這種情況，1954年他在《關于報道計劃問題》的講話中談到，“掌握各階層群眾思想情況的目的，主要是針對這些思想情況，抓住當前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來組織報道，以加強我們報道的目的性，做到有的放矢，解決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新情況。但在新聞工作實踐中，這個問題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不少記者的精力還是放在抓典型、寫經驗上。就此，1979年，他在河南分社記者會議上講話時再次說：什么是新聞？我們腦子里總離不開先進經驗、先進典型，實際工作中有什么問題。我們接觸廣大干部和群眾，他們想些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問題，有什么困難？如何針對這些進行報道，解決干部群眾思想上存在的問題，我們考慮不夠。沒有很好地從這方面發掘主題，有的放矢地組織報道。1986年他到豫東調查研究時，與開封市新聞界負責同志座談，再次強調了這一思想。為了密切與群眾的聯系，隨時了解群眾的喜怒哀樂，他甚至要求新華社河南分社作為一項任務，一季度給他送一個新的順口溜，以了解群眾的情況、意見和希望，同時也借以幫助檢查政策和工作中的問題。

    這些年來，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國外一些腐朽的東西也隨之侵入。在穆青的心頭，沒有比這個問題更讓他揪心的了。他在要求記者“勿忘人民”的同時，身體力行，為人民吶喊。1990年，穆青在紀念焦裕祿逝世26周年之際，再次與馮健、周原一起踏上蘭考的土地，采寫了影響廣泛、反映人民心聲的長篇通訊《人民呼喚焦裕祿》。四年后，他們又采寫了《焦裕祿精神常青》，再次向各級干部敲響了警鐘。在他給青年新聞工作者題詞時，他多次題寫“勿忘人民”。

    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為人民直言，這是穆青難能可貴的群眾觀點的又一體現。1979年7月，他在《談談人物通訊采寫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就如何在矛盾沖突中表現人物問題明確提出：“從黨的利益出發，要敢于觸及現實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即使這種矛盾一時還是人們噤若寒蟬、莫敢問津的‘禁區’，也要敢于闖!”

    “我負責!”“我做主!”這是穆青在面臨重大抉擇時常說的話。這不是他一時的心血來潮，也不是故作驚人之舉，而是一個共產黨人、一名人民忠誠戰士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捍衛黨和人民的利益所做出的決斷。 “大躍進”運動，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席卷神州大地。一時間，鋼鐵衛星、糧食衛星、棉花衛星紛紛上天。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的穆青同志先是感到欣喜，不久就產生了懷疑。他確認這是嚴重的浮夸現象時，就挺身而出，進行了堅決的抵制。有一天，他收到新華社山東分社又一條“鋼鐵衛星”上天的“特大喜訊”，就找到中央主管鋼鐵生產的領導同志說：“不能再發了，再發，沒人相信了。”然而，在根本不允許存在不同意見的時候，說這兩句實話談何容易？“過來人”都很清楚，在那個頭腦膨脹到極點的時代，大家不是在重復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那個故事嗎？誰都明白這些“衛星”水分的大小，但誰去戳破它呢?沒有堅定的信念和重若千鈞的品格，能去碰這個“硬”嗎？不久，黨中央正式發文，終于煞住了大放“衛星”之風。

��二

    在穆青同志的新聞作品中，寫人民群眾的篇章不可勝計，但是，這些作品絕非歷史上那種文人墨客對勞苦大眾的同情與哀憐，而是出于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覺悟、一個無產階級新聞工作者的歷史責任，這是一種出自階級的發自內心的自覺行為。

    1980年2月，他在關于新聞報道要注意社會效果的講話中指出：“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把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我們不能離開黨的最大利益，人民的最大利益，背離黨的正確路線，去另搞什么人民性，和黨爭這個，爭那個，要這個，要那個。這是不行的。”1981年5月20日，他在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講話中再次強調這一問題。他說：“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我們不能用人民性來代替黨性，更不能用強調人民性來否定黨性。”1986年4月，他到豫東調查研究，在與開封市新聞界負責人座談時，又一次強調了這個觀點。��

    最能體現穆青同志對人民群眾思想行為的本質與主流的區分與把握的，是對《焦裕祿》結尾的刪改。初稿的結尾有兩段“哭墳”的文字，悲愴，凄楚。他們并沒有夸大鄉親們悼念焦裕祿哀痛欲絕是事實，至今到清明時節仍不鮮見。但最后他們仍然決定壓縮刪除。因為這種場面不是事實的全部，甚至不是事實的主要方面。如過分渲染，而忽略了蘭考人民“誓將遺愿化宏圖”的革命精神，縱使能催人淚下，取得戲劇性效果，卻難以鼓舞人們大步前進。這恰恰是逐本逐末，拋棄了事物的本質與主流。于是，他們堅決地壓縮和刪除了一些過分悲痛的場面，在末尾又增加了三大段，反映蘭考人民在焦裕祿精神鼓舞下，抗災奪勝利的文字，成為獨立的一章，使沉悶氣氛為之一掃，給人以鼓舞和力量。��

    穆青認為：“我們作為新聞記者，應該通過我們的宣傳報道，我們的筆，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覺悟和情操，鼓舞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和一切落后的東西作斗爭。”

    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作為新華社副社長，穆青曾于1963年派出幾路大軍下去“打大老虎”，采寫了一批反映時代精神的典型。李峰、余輝音的《“一厘錢”精神》,馮健、周原的《“管得寬”》,李峰、陸拂為的《洞小風大》,李峰與人合寫的《九龍江上的抗天歌》等都對鼓舞人民戰勝困難、發展經濟、建設美好家園起到了極大的激勵作用。

    正確處理先進人物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穆青的作品能夠深植于廣大人民心中的又一深層原因。穆青寫先進人物從來不靠貶低人民群眾去抬高英雄人物，歷數他們豐功偉績時而不愿正視他們從廣大人民群眾那里汲取的營養，使他們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在寫英雄人物時，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眾之中，親自掂一掂他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寫作過程中，花費更大的力氣去寫他們與人民的關系，使他們由于“水漲”而“船高”。如《焦裕祿》的采寫。寫作前，他與馮健等同志又踩著焦裕祿的腳印，到公社、生產隊，牛棚、茅舍去，親自體味蘭考人民對他們的縣委書記的無限懷念與愛戴，才算完成了采訪的最后工序。

    注重對廣大群眾的組織教育和引導，不跟在后面當“尾巴”，更不搞庸俗的消極迎合。這也是穆青作品始終保持高昂格調、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一個重要因素。1986年，他再次到豫東調查研究時，發現豫東農民生活確實得到了很大改善，不少農民住上了新瓦房，長年“一塊面”(指全年都吃細糧)，與過去“紅薯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的日子相比已是天壤之別。然而，精神文化生活匱乏是一個普遍現象。有不少農民在新瓦房里貼的都是“美人頭”，桌上敬的是趙公元帥，他們沒有追求，不知道以后該咋辦？鑒于這些，他在與開封市新聞界負責同志座談時很動感情地提出改變這種狀況的問題，要求新聞工作者要給予充分的關注，通過我們的工作教育、組織和引導廣大農民從物質上的自我滿足、自我陶醉、自我封閉中走出來，用社會主義精神文化生活充實他們的精神世界，邁出新的發展步子。同時，對一些不能正確引導農民、而是一味媚俗的精神文化現象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個時期，他采寫的《搶財神》、《誰有遠見誰養牛》、《趕著黃牛奔小康》，包括此后幾年采寫的《風帆起珠江》、《潮涌中州》《蘇南農村第三波》等無不滲透著作者對農民邁上新臺階的企盼，著眼點都是實實在在的組織、教育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