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磁縣的武斗只是中國當時情況的一個縮影。就在京廣鐵路磁縣段遭到破壞的前幾天，另一條鐵路大動脈上的重要樞紐徐州，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針對“徐州事件”于1968年2月6日下達了“二六命令”，只是當時“二六命令”沒能立即傳達到磁縣。

    不要說磁縣的群眾組織不知道這個命令，就是當時的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也是在2月8日晚才從電話里聽到這個命令的。

    1968年2月8日，鄭維山剛參加完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當晚，便在石家莊八一劇場看演出。21時，黨委辦公室秘書吳炳州接到了總參作戰處蔡洪江的電話。

    蔡洪江顯得十分焦急：“總理電話指示，據鐵道部軍管會報告，邯鄲地區兩派發生武斗，在磁縣把鐵路電話線破壞，已經影響到京廣線、隴海線以及西南、西北的鐵路線段調度周轉。經林副主席批準，××軍應立即派兩個步兵團到達武斗現場，負責隔開，進行政治攻勢，要他們立即停止武斗。指出破壞鐵路、電話線是完全錯誤的，如繼續這樣做，就是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采取斷然措施，決不能再承認他們是革命造反派。對極少數壞頭頭必須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具體按‘二六命令’辦。總理和楊代總長要直接向鄭司令員布置任務。”

    接完電話后，吳炳州感到事情重大，立即找到鄭維山的秘書杜辛報告了有關情況。杜辛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驅車趕到八一劇場，向鄭維山作了報告。

    鄭維山一行急忙趕回招待所，要通了北京的電話。電話中，楊成武的聲音急促，說：“總理要找你。磁縣發生了嚴重的武斗，影響了鐵路大動脈，要采取果斷措施。詳細情況總理還會向你交待，這項任務非常特殊，一定要堅決完成好。”

    這時，周恩來的電話來了：“維山同志，據鐵道部軍管會報告，邯鄲地區兩派發生武斗，在磁縣把鐵路電話線破壞，已經影響到京廣線、隴海線以及西南、西北的鐵路線段調度周轉。你們馬上派一個團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復鐵路暢通！可以按‘二六命令’處置，‘二六命令’你們可大量印發，廣泛宣傳……”

    周恩來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然無效時，可宣布這種搶奪是反革命行動，并采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

    就在鄭維山和周恩來、楊成武通電話的同時，秘書正通過保密電話記錄蔡洪江傳達的“二六命令”的具體內容：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命令

    鐵路交通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關系到國家經濟建設、國防戰備和城鄉人民生活，關系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必須確保其安全。一小撮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及美帝、蘇修、日本、蔣匪的特務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欺騙和蒙蔽部分群眾，破壞鐵路交通，炸毀橋梁建筑，襲擊列車，殺人劫貨，這是一種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采取斷然措施，決不能再承認他們為革命造反派。為此特命令如下：

    （一）煽動、操縱和指揮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的極少數壞頭頭是反革命分子，必須采取專政措施，堅決法辦。受蒙蔽群眾要立即提醒，反戈一擊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壞頭頭，交出劊子手，揪出幕后操縱者無罪。

    （二）鐵路系統的革命職工，必須堅守崗位，忠于職守，狠抓革命，狠促生產，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增加無產階級黨性，提高革命警惕性，協助人民解放軍，堅決同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的反革命行為作斗爭，保證鐵路運輸暢通。

    （三）鐵路沿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有維護鐵路交通安全和保護國家財產的責任。必須保持高度革命警惕，發現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的情況，應立即報告當地駐軍，并協助他們采取必要措施，保證鐵路交通安全。

    （四）擔任護路和鐵路沿線的人民解放軍和公安人員，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對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的反革命行為，要遵照1967年“九五命令”，立即采取行動，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和軍事包圍，積極爭取受蒙蔽的群眾，堅決鎮壓和逮捕極少數壞頭頭和反革命分子，如遇有破路、炸橋、劫車、殺人的反革命土匪進行抵抗和逃竄時，我人民解放軍必須進行追擊，沿鐵路的廣大人民群眾有責任配合解放軍進行阻擊、追剿和包圍，務期達到聚殲目的。

    我全國擔任護路和鐵路沿線的人民解放軍和公安人員，務須同鐵路革命職工和鐵路沿線廣大革命群眾密切合作，確保鐵路交通的安全暢通。

    蔡洪江特別強調，要注意第四條。

    看完“二六命令”，鄭維山說：“這就對了嘛，這個命令早下就好了！對那些破壞分子必須采取嚴厲的措施。”作為一名戰區指揮員，他當然知道這個命令意味著什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軍隊沒有介入地方的運動。隨著運動的全面展開，一些地方部隊開始“介入”當地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年夏，各地相繼發生武斗，也隨之發生了搶奪軍隊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事件。那時，部隊接到的命令是“五不命令”，包括“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事情愈演愈烈，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關于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即“九五命令”。“九五命令”雖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還是沒有徹底解決搶槍問題。因此，軍隊對“二六命令”是真心擁護的。

    鄭維山思忖片刻，站起身對旁邊的秘書說道：“要××軍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