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與群雄逐鹿中原、創立曹魏政權的過程中，為網羅天下人才，共發布了三次求賢令。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說：“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在這里，曹操提出用人的兩個觀點：一是賢人多出自社會下層，“曾不出閭巷”，如“被褐懷玉釣于渭濱”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過去只注重在社會上中層選拔人才，導致社會下層的賢人沒有機會發揮才能。二是用人必須唯才是舉，如按東漢時期以德行取士的標準，就得不到曾盜嫂受金的陳平這樣的人才，如只選用廉士，齊桓公也不可能稱霸。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這句話出自《論語》，是孔子說的一句話，意思是：“孟公綽叫他做晉國趙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卻沒有能力做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曹操引用孔子這句話，說明有德者未必有才。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發布第二次求賢令，令中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明確提出對人才不能求全責備，再次強調不能以德行為取士標準。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第三次發布求賢令：“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敢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在這次求賢令中，曹操列舉商代、春秋戰國和西漢一批將相之才，這些人或出身微賤，或曾是君王死敵，或負污辱之名，或不仁不孝，但都有治國用兵之才，古代君王起用他們，成就王霸之業。伊摯即伊尹，他本來是賠嫁奴隸，商湯把他從奴隸群中提拔出來，作為自己的助手。伊尹助商湯以七十里起家，滅夏桀建立商朝。傅說是商王武丁的賢臣，武丁“舉傅說于版筑之間”，傅說輔佐武丁治國，使武丁成為中興之主。管仲是齊國賢相，他曾用箭射傷齊桓公，但齊桓公不計前嫌，把齊國交給管仲治理，成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偉業。吳起是戰國名將，魏、楚的強大都有他的功勞，但此人曾殺妻求將，母死不奔喪，可謂不仁不孝。蕭何、曹參、韓信、陳平都是西漢人，蕭、曹本為沛縣縣吏，韓信曾忍受胯下之辱，陳平有盜嫂受金污名，這四個人輔佐劉邦成就王業，“聲著千載”。曹操以這些人為例，希望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就自己的王霸之業。

　　歷史評價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稱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曹操也作出高度評介，他說：“王（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原標題：曹操用人之道：唯才是舉連殺子仇人也能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