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楊儀等情節統統刪去。這樣，諸葛亮對待魏延的一切錯誤都一筆勾銷了。諸葛亮早就看出他腦后長了“反骨”，對他的種種算計都是合情合理的，遺計斬魏延更證明了諸葛亮的神機妙算。
       
    毛評本大大加強了“擁劉反曹”的傾向，時賢已作了充分的論證，無需贅言。但是，我覺得說“擁劉反曹”似乎還不夠準確，不如說是無保留地歌頌諸葛亮，盡全力貶斥曹操。毛宗崗說諸葛亮“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關羽“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人”。他沒有說劉備“是古今來仁君中第一奇人”。他把諸葛亮放在全書的中心位置，竭盡全力歌頌諸葛亮，刪去一切有損于諸葛亮形象的描寫。在劉備與諸葛亮的關系中，他把諸葛亮放在優先的地位。嘉靖壬午本劉備殺劉封事是這樣描寫的: 
       
    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利害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問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極其剛強，今日不除，后必生禍于子孫耳。”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又問隨封將士。眾皆將孟達說封之事，及劉封扯書斬使之事，一一奏稱;又將扯毀的書信，呈與玄德。玄德看畢，急回心曰:“吾兒雖然剛強，有此忠義之心也，凜然可愛。”便叫留人之時，早已斬訖，獻首級于階前。玄德慟哭曰:“孤一時造次，廢股肱矣!”孔明曰:“若欲嗣主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之情耶!”玄德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廢忠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劉封臨死，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吾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于孤矣。”漢中王因思想關公，更惜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興兵報仇雪恨。 劉封有過錯誤，但后來真心悔改，讓他戴罪立功，還可以為蜀漢的事業作出貢獻。諸葛亮勸劉備殺劉封，在《三國志•劉封傳》中有記載:“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后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賜封死，使自裁。……先主為之流涕。”《三國志演義》依據史實，作了生動的描寫。對諸葛亮勸殺劉封，李卓吾評本對諸葛亮作了尖銳的批評。在“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處，評曰:“劉備不通，可惡，可恨!諸葛亮更可殺矣!更可剮矣!不殺不剮，亦無以泄我胸中憤也。”在“孔明曰:‘若欲嗣主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之情耶!’”處，評曰:“放他娘屁!”這一回的總評:“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萬世罪人也!彼何嘗為蜀?渠若真心為蜀，自不勸殺劉封矣。即其勸殺劉封，乃知借手剪蜀爪牙，實陰有所圖也。蠢哉，玄德!何足以知此?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罪猶可原;孔明知而殺之，罪不容誅矣。更將言語文飾，真小人之過也必文。”李卓吾本的評語過于偏激，但毛宗崗也是覺得諸葛亮勸殺劉封有損諸葛亮形象，因此，他作了改寫:
       
    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 既斬劉封，后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這樣，殺劉封事與諸葛亮無關，如果有錯，責任全在劉備。毛宗崗標榜尊重史實，他明知諸葛亮勸殺劉封是載于史書的，但為了美化諸葛亮他就顧不得那么多了 。 
       
    劉備攜民渡江，成為千古美談。在嘉靖壬午本和葉逢春本以及萬歷的幾個版本里，諸葛亮曾勸劉備拋棄百姓，自己逃命。“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眾十余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后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這里劉備的仁義和諸葛亮的自私形成鮮明的對比。為了美化諸葛亮，毛評本很巧妙地改動了一下，把“諸葛亮曰”改為“眾將皆曰”，既保持了劉備形象的高大，又無損諸葛亮的形象。
       
   《三國志演義》文本的內在矛盾，到了毛評本就徹底化解了。毛宗崗對歷史敘事話語和民間敘事話語作了選擇，選擇的原則是“擁劉反曹”。有利于他的原則的，就打出依據史書的旗號，如“又曹后罵曹丕，詳于范曄《后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于《梟姬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不利于他的原則的，他就說:“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讀者不為齊東所誤。”“如諸葛亮欲燒魏延于上方谷……” 13 可是像魏延腦后有“反骨”這樣荒唐的事，他就保留下來，津津樂道。經過毛宗崗的加工改造，文本統一了，統一在“擁劉反曹”的原則下。特別是他要塑造出“奇絕”的人物，盡力美化諸葛亮，把他的錯誤，甚至微小的不足都要加以文飾;竭力貶斥曹操，對嘉靖本等作了許多改動，使無惡不歸曹操  ，這一方面使文本統一了，完成了諸葛亮形象的塑造，諸葛亮成為一個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就帶來了“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魯迅語） 的絕對化和類型化。魏延的形象也統一了，他是“叛將”，與忠義典范的關羽有天壤之別，他們之間毫無共同點，把毛本之前的《三國志演義》中魏延與關羽的鏡像關系解除了。 
       
    五、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考察
       
    現在我們回過頭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探討一下，《三國志演義》為什么要把魏延寫成是另一個關羽?
       
    廉頗、藺相如“將相和”的故事傳為千古美談。這從反面說明了將相不和、文臣與武將爭斗是中國封建政治的常態。在《三國志演義》所寫的劉備集團里，諸葛亮和關羽是一文一武的兩根頂梁柱。他們之間的微妙關系，在小說里隱隱約約地表現著。作者創造的“華容道義釋曹操”的故事里，諸葛亮早就預知曹操命不該絕，也料到關羽會放了曹操，但還是故意讓關羽去，將關羽陷入忠義兩難的境地。這樣寫當然為關羽之義和諸葛亮之智都增添了光彩，又表明劉備與關羽的特殊關系，使諸葛亮在處理與關羽的關系上不得不小心謹慎，顧忌頗多。當龐統死后，諸葛亮不得不入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