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是最早記載禪讓之事的古籍。《尚書•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尚書•大禹謨》則有“舜禹禪讓”的記載。《尚書》是孔子編定的。因此，孔子是認可“堯舜禪讓”和“舜禹禪讓”之事的。在《論語》中，也有堯禪帝位于舜的記載。孔子之后的墨子，也說過堯舜禪讓之事。他出身于下層社會。于是，他從下層社會的利益出發，主張賢人執政，不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選天下賢者而立之，反映了一般庶民參與政治的要求。為此，墨子在《尚賢》中說：“古者舜耕于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然而，墨子只說過堯舜禪讓，而沒有說過舜禹禪讓。到了孟子，也對禪讓之事予以認可，但態度比較曖昧。在《孟子•萬章》中，當萬章詢問關于堯舜禪讓之事時，孟子說：“天子能薦人于上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對舜禹禪讓，孟子也有類似說法。戰國以后，墨家衰落，禪讓之說為儒家所專有。漢代以后，隨著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堯舜禪讓與舜禹禪讓之說，被奉為帝王開明的典范。
　　
    在肯定禪讓之說的同時，諸子百家中反對禪讓之說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對禪讓之說提出質疑的是荀子。《孟子•正論》：“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戰國末期的韓非，不僅不認同歷史曾有過禪讓之事，而且說舜和禹之所以能夠繼承帝位，完全是一種“臣弒君”地結果。《韓非子•說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糾，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這對于禪讓之說，確實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在晉代出土的戰國時期魏襄王墓中的竹簡，后人稱之為《竹書紀年》。這部竹簡所記之事，上始五帝，下訖魏襄王，為魏國史官所記。其中，也沒有關于堯舜禪讓和舜禹禪讓的記載，但卻有關于舜囚堯的記載。唐代劉知己在其所著《史能》中，曾引《汲冢瑣語》（即《竹書紀年》）： “舜放堯于平陽。”劉知已還說，舜是被禹趕到蒼梧而死的。稍后，司馬貞在《史記正義》中，引用《竹書紀年》說：“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有的可能會認為，我們現在見到的《竹書紀年》中并沒有記載劉知己、司馬貞所說的那些內容。現在的《竹書紀年》，確實沒有這方面的內容。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現在的《竹書紀年》并非晉代出土《竹書紀年》之原貌。晉代在汲縣魏襄王墓出土的《竹書紀年》，到唐代已經開始散佚，到宋代時只留下三篇殘卷。我們現在看到的《竹書紀年》，是明代人根據搜集的殘卷，湊合史傳紀事，用《宋書•符瑞志》文章當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約注，實際上是偽書。這部《竹書紀年》雖然仍保留了不少史料，對研究中國上古史有著重要參考價值，但它至少在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今本《竹書紀年》塞進了很多偽造的史料。如古本《竹書紀年》述史時間上起五帝，下訖戰國時的魏襄王，與《尚書》大體一致。但今本《竹書紀年》卻增加了一個《前編》，記述伏羲、炎帝之事。又如《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這顯然也是后人加進去的，因為戰國時期海州這一地名尚未出現，最早出現海州的時間是在東魏武定七年（54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二，今本《竹書紀年》刪除了古本《竹書紀年》中與儒家思想相悖的諸多內容。在古本《竹書紀年》中，否定堯舜禪讓、舜禹禪讓的內容，說舜、禹繼帝位都是通過逼迫前任來實現的，這顯然與儒家思想是相悖的。特別是在唐代以后，儒家經典成為金科玉律，《竹書紀年》的上述內容都是大逆不道的。這也是我們看到的今本《竹書紀年》中沒有上述內容的根本原因。而在劉知己、司馬貞那里，很可能見到了古本《竹書紀年》。只有這樣，作為還不夠史學家，才有可能引出“舜逼堯，禹逼舜”等語。
　　
    現在，我們還可以從今本《竹書紀年》中看到一些“禹逼舜”的影子。在《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中有這樣一段描寫：“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 笙筦未罷而天大靁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未見于鐘石笙筦乎！’乃薦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于時，和氣普應，慶云興焉，若煙非煙，若云非云，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和而歌《卿云》。帝乃介之曰：‘卿云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群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于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圣賢，莫不咸聽。　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于是八循通，慶云叢聚，蟠龍奮迅于其葳，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鱉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于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長期以來，一些史家與學者都將這段文字，作為舜與大臣共樂，慶云出現，瑞祥之至。殊不知，只要我們仔細閱讀，就能從字里行間看出其未必祥和。實際上，這完全是大禹發動的一次政變。在一次突如其來的災害性天氣中，大禹及其支持者向舜帝起哄發難。舜帝無奈之下，表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自己愿意交出象征權力的衡。此后，這場風波平息。以龍、蛟、龜、鱉等為圖騰的部落首領，紛紛離開舜帝，站到了大禹一邊。舜帝依照堯帝的辦法，在河邊設壇，舉行交權儀式。在儀式上，以龍為圖騰的部落首領，還打出了寫有“當禪禹”，的條幅。在這中間，還有祥和之氣嗎？如果這不是一場政變，難道還有更好的解釋嗎？
       
    綜上所述，關于堯舜禪讓、舜禹禪讓之事，雖有墨、儒諸子堅持，但終有底氣不足之感。而否定堯舜禪讓、舜禹禪讓之事者，可以說言之鑿鑿。孰是孰非，實在難以定論。筆者認為，堯舜時代，正值“公天下”向“家天下”轉型之際，舊有的氏族公社的民主選舉制度處于消亡，新的世襲制度尚未產生。于是乎，就出現了一種介于選舉制與世襲制之間的權力移交形式。這種權力移交形式的具體情況如何，現在尚難以定論，但是所謂的禪讓，只不過是墨、儒諸子理想中的做法。【原標題：重新審視舜帝傳奇生涯中的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