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鐘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堪稱六朝文學批評史上的雙璧，而劉勰和鐘嶸的經歷都和當時的文壇巨匠沈約有關——他們曾先后求譽于沈約。
       
    沈約與鐘嶸的關系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這不僅是一個名公巨卿與位末名卑、長期沉淪下僚者的關系，一個文壇領袖與一個文學評論家的關系；更可通過沈約與鐘嶸關系的研究，清理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發展到齊梁這一歷史階段出現的觀念變化和滲透在觀念變化中的個人因素；看一看，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異和異中的同是如何膠著地糾纏在一起；并且，在碰撞與展開的過程中，是如何共同推動文學批評前進的。
       
    沈約是鐘嶸的前輩，是齊、梁間著名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史傳因請為“延譽”被拒，鐘嶸對沈約很不滿，等沈約逝世后，鐘嶸撰成《詩品》，把一代名公巨卿沈約置之“中品”，并加貶斥。這就是《南史•鐘嶸傳》里說的：
       
    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本段記載，有鐘嶸為“追宿憾”而故意打壓沈約的意思。明清以來，對鐘嶸置沈約于“中品”是“追宿憾”、“報約”的說法意見不一。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說：“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銓，其于近體，允謂作者之圣。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余，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鐘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清張錫瑜《詩平》說：“嶸之評約，實非有意貶抑。沈詩具在，后世自有公評。衡以范、江，適得其分。‘報憾’之言，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耳。延壽載之，為無識矣。”清許印芳《萃編》說：“隱侯列‘中品’，已不為屈。《南史》猶稱其追報宿憾。史書可盡信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南史》喜雜采小說家言，恐不足據以疑二賢也。”
       
    事實的真相，成了歷史之謎；歷史有太多無法解釋也無法破譯的謎語，因為，短促的生命個體與漫長的歷史經常形成不成比例的對照；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長長的歷史中，一些很精彩的個人片斷經常會被忽略。像鐘嶸求譽沈約這件事，載在歷史，已經不是碎片，而具有完整的形態。只是沒有預先準備好的可作旁證的材料，以致今天有些研究者采取回避的態度，不承認、不相信這條材料，以為是小說家言。我以為，此事載在《南史》，言之鑿鑿，即使沒有旁證，也仍然是存于歷史的精彩的個人片斷而無法否定，正如你無法否認《南史》中已經存在的其他記載。
       
    其實，置沈約于“中品”、批評沈約和“追宿憾”、“報約”是兩個問題：一是沈約居“中品”是否合適？批評得是否正確？二是鐘嶸與沈約之間是否存在“宿憾”？以上幾家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以沈約應居“中品”，否定鐘嶸與沈約之間可能存在的“宿憾”。唯紀昀別具只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說：“史稱嶸嘗求譽于沈約，約弗為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仆病未能；雙聲疊韻，里閭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這里論述置沈約“中品”，“未為排抑”；而鐘嶸和沈約之間，確實可能存在“宿憾”。古直《鐘記室詩品箋》也說：“約身參佐命，劫持文柄。其人雖死，余烈猶存。仲偉紆回曲折，列之‘中品’，蓋有苦心焉，非特不排抑而已。”最為鐘氏知音。
       
    有意思的是，在對別人的贊美上，沈約并不是一個吝嗇的人。相反，為了贏得社會的聲譽，鞏固作為文壇領袖的地位，沈約其實是繼晉代張華以后一個愛惜人才、獎掖后進、提攜新人的典型；最著名的例子是對劉勰《文心雕龍》的提攜、獎掖和贊美。《梁書•劉勰傳》說：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
       
    實際上，除了劉勰，受到沈約獎掖、扶持、提攜的文學之士還有很多。如張率、陸倕、謝舉、劉顯、何思澄、蕭幾、蕭子顯、王筠、吳均、何遜等人。如對和蕭子顯賦的稱贊，“蓋《幽通》之流也”（《梁書•蕭子顯傳》）的口吻，使人想起《晉書•左思傳》里張華贊美左思《三都賦》“班、張之流也”的話；說張率與陸倕“此二子，后進才秀，皆南金也”，其口吻，也與張華《與褚陶書》“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差不多。還有對吳均、王筠的褒獎：
       
    沈約嘗見（吳）均文，頗相稱賞。（《梁書•吳均傳》）
        
    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王）筠文，咨嗟吟詠，以為不逮也。（《梁書•王筠傳》）
       
    這些材料都表明，沈約是一個樂意提攜別人和幫助別人的人。求譽沈約，應該不難。但奇怪的是，同樣是求譽，同樣是文學批評家，用了低三下四方法的劉勰，得到了沈約的贊賞，而鐘嶸得不到，這是不可理解的。
        
    沈約為什么拒絕鐘嶸，不肯為鐘嶸延譽？
       
   因為，他們在詩學觀念、詩學本質和詩學發展的認識上，有著不能茍合的分歧。
       
    現在已經無法了解，鐘嶸求譽沈約，是不是也像劉勰那樣，背著個布袋，像擺地攤的小販那樣帶著他的《詩品》“干之車前”。但既要求譽于人，總要拿自己的“作品”給別人看，鐘嶸拿出的不會是他的對《周易》的見解，而是后來成為《詩品》的某些部分。因為鐘嶸受劉士章啟發欲撰《詩品》的想法早在十數年前，而“江淹才盡”的傳說剛發生不久即進入鐘嶸的視野，成為《詩品》中的材料。這些都說明，《詩品》有一個不斷寫作，不斷完善的過程。還有一條可以證明沈約在世鐘嶸就已經在寫作的材料，就是下文還要提及的《詩品•下品》對“宋尚書令傅亮”的品評：“季友（傅亮）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從“今沈特進”的口吻看，鐘嶸寫傅亮條的時間應在沈約官加“特進”的天監十一年(512)不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