嶸始終高度關注。陸厥因父被誅感痛而卒，在陸厥和沈約都去世了以后，鐘嶸著《詩品》，繼續反駁沈約，《詩品序》說：
       
    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聲律耶？
        
    鐘嶸不僅在《詩品序》里提出“聲律論”的發明人應該是王融，“聲律論”對詩歌創作同時帶來很多負面影響以外，還在《下品》設《陸厥》條。《下品•陸厥》條說：
    
    觀厥文緯，具識文之情狀。自制未優，非言之失也。
   
    陸厥、鐘嶸所論，意頗契合。故此條可與《詩品序》及《中品•沈約》條對讀。鐘嶸設此條，品評陸厥詩僅是帶過；鐘嶸說他詩寫得不怎么樣，但陸厥的“文緯”，“具識文之情狀”，支持其反對沈約的聲律論。在這場聲律論的爭論中，鐘嶸堅定地站在陸厥一邊，實際上就是對沈約的打擊。
       
    4.在詩人及作品的評價上存在嚴重分歧
       
    在對建安七子的評價中，誰是“七子”的冠冕？這個問題早就存在，持不同觀點不奇怪，奇怪的是，兩種觀點截然鮮明地對立。江淹在《雜體詩序》曰：“公干、仲宣之論，家有曲直。”
       
    “家有曲直”的內涵是，在當時的兩大審美取向——詞采和風骨方面，人們各持一端。
       
    沈約和劉勰認為冠冕應該是王粲。《宋書•謝靈運傳論》敘述說：“子建、仲宣（王粲）以氣質為體。”將曹植與王粲并美，不提劉楨；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則說：“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干。”以為王粲在劉楨之上，他們的論點基本上是相同的。
       
    鐘嶸主張風骨、詞采相濟，以為漢以來至高無上，完美無缺的詩人是曹植。曹植的詩歌體現了“文”與“質”，“風力”與“丹彩”，“骨氣奇高”與“詞采華茂”、剛柔相濟統一的美學要素。曹植以外，詩人皆有不足：劉楨有風骨，但“雕潤恨少”；王粲“文秀”，但“質羸”，均為“偏勝”詩人。但在詞采與風骨偏勝之中，鐘嶸更重視“質”與“風骨”。據此劉楨優于王粲。故稱《上品•劉楨》條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詩品序》謂“曹、劉殆文章之圣”；《上品•曹植》條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表明在詩歌美學理想上，與沈約、劉勰存在原則分歧。
       
    此外，在鐘嶸確定的詩歌流派中，劉楨源出“古詩”，“古詩”源出《國風》，為主流正統一系；王粲則源出李陵，李陵源出“楚辭”，則是輔助主流的旁系。由源出看鐘嶸的安排，王粲也不及劉楨。鐘嶸假如想求譽于沈約，就不該有這種體系和想法。
        
    高木正一氏的《鐘嶸的文學觀》說：《文心雕龍•才略》篇、《謝靈運傳論》認王粲為建安七子冠冕，以曹、王并稱；而“鐘嶸以為劉楨比王粲地位更高的說法，實在是一種獨特的評判和對當時定評的挑戰”。其實，比《詩品》行世更早的裴子野的《雕蟲論》（實為《宋略•總論》）里已經說“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同樣標舉曹植、劉楨而不提王粲，裴子野和鐘嶸一樣，也認為“偉其風力”，使詩歌充滿風力精神，是比詞藻形容更重要的東西。
       
    鐘嶸的詩學觀，反對“詞不貴奇，競須新事”，把矛頭對準王融、任昉；反對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特別是糾正“聲律論”發明權、反對在詩中以平、上、去、入制韻等問題，這些觀點就像錐子放在口袋里，早晚會戳出來。沈約拒絕為鐘嶸延譽，一定是鐘嶸詩學觀念的“錐子”刺痛了他的什么部位。
   
    沈約也評論五言詩，他經常贊譽后生和同時代詩人的作品。《梁書》載沈約對詩人和詩歌作品贊譽的有：
       
   （謝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所贊賞。（《梁書•謝舉傳》）
       
   （何思澄）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于壁。（《梁書•何思澄傳》）
        
  同樣書之于壁的還有劉顯的詩：
       
    （劉顯）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沈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書之于壁。（《梁書•劉顯傳》）
        
    謝舉、何思澄、劉顯的詩，在當時并不十分知名，但沈約仍然給予贊美，而對當時謝脁、何遜等著名的詩人，沈約更是贊美有加：
        
    （謝）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梁書•謝朓傳》）
       
    沈約亦復愛其（何遜）文，嘗謂遜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書•何遜傳》）
       
    假如說，《梁書》中沈約贊美蕭子顯的賦有重復張華贊美左思的嫌疑，則沈約把自己喜歡的詩歌作品書于新居之壁的做法，倒是開了唐人先河。
   
     對沈約那么重視的何遜、謝朓、謝舉、何思澄和劉顯，鐘嶸完成《詩品》的時候，除了謝朓已經去世，置之“中品”，其余都在世，鐘嶸未品及。但鐘嶸不會重視沈約欣賞的謝舉、何思澄、劉顯等人，假如他們死在鐘嶸完成《詩品》之前，他們的詩能不能入品，都是問題。能入“下品”，“預此宗流”就算不錯了。有一個例子可以旁證。大概在天監十一年(512)，沈約官至“特進”，不久，他選過時人的詩，名為《集鈔》。
       
    《集鈔》集了多少詩？抄了哪些人的作品？因書佚說不清楚。但沈約選過傅亮的詩。對于曾助劉裕建宋，后迎文帝劉義隆即位，官至尚書令、左光祿大夫，掌一時表冊文翰的傅亮，不管是出于同僚的尊重還是朋友的情誼，沈約對他的詩還是非常欣賞的。今存沈約所撰《宋書•傅亮傳》里，猶載有傅亮的《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一首。
       
    據鐘嶸自己說，他寫作《詩品》時，曾參考過沈約的《集鈔》，鐘嶸想評傅亮的詩，但對傅亮不太了解，于是取沈約編的《集鈔》來看，看了以后，便把傅亮放在“下品”里，對傅亮也連同沈約，給了這樣的評價：
       
    季友（傅亮）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對于沈約重視的詩人和前輩，鐘嶸不僅把他放在“下品&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