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詩品》正式評沈約時，稱沈約是“梁左光祿沈約”，其中是有區別的。
        
    鐘嶸在為沈約獎掖后進、提攜新人的名聲所迷惑的同時，也許還受到同道劉勰成功的鼓勵。比《詩品》早十多年完成的《文心雕龍》，就是由劉勰通過“干謁”的形式求譽沈約，由沈約“取定”，得到贊美，最后大獲成功的。這些，都成了鐘嶸“求譽”沈約的范本和出發點。
       
    鐘嶸去求譽沈約了。可以推測，當時鐘嶸即使不給沈約看《詩品》的初稿，只與沈約談聲律論或詩歌發展觀，沈約也會堅決地“拒之”，而且非常明確，一點沒有商量的余地。因為兩人不同的詩學觀，尤其是聲律論上的巨大分歧，形同水火，不啻詩學仇家。沈約當然不可能為鐘嶸延譽，而鐘嶸撰寫《詩品》批評沈約，也就成了意料中事。
       
   二
       
    鐘嶸與沈約的分歧主要有：
       
    1.對當世詩風和詩歌成就的評價截然不同
       
    對當世詩風和詩歌成就的評價，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個專業的批評家無可回避的問題，即便現在，我們也未必能分清鐘嶸與沈約之間誰對誰錯，有的沒有對錯，是一個事物的兩方面，沈約和鐘嶸各持一面；因為兩個人的地位不同，角度不同，沈約在臺上，鐘嶸在臺下；沈約是“唱戲”的，鐘嶸是“評戲”的；一個是盾，一個是矛；一個是批評對象，一個是批評者；自然會對戲本身有不同的看法，沈約會說“好極了”，鐘嶸會說“糟透了”。只有劉勰非常聰明，《文心雕龍》雖然體大思精、面面俱到，但他對當朝的文學問題，基本不談。
       
    而鐘嶸不同，《文心雕龍》在前，《詩品》后出，鐘嶸必須面臨兩種選擇：要么也像他的前輩劉勰一樣，繞開矛盾，不談近世；要么就冒與世人觀點對立的風險。他顯然覺得，不涉近世而侈談詩學理論和五言優劣不啻隔靴搔癢，雖有風險也只能選擇后者。但涉及近世，矛盾就不可避免。
       
    2.對漢以來詩歌發展和流變問題的回答不同
       
    鐘嶸的回答是：詩歌的發展是有曲折的，詩歌高峰應該在建安時期，至宋、齊、梁則有誤入歧途、走火入魔的趨勢。故鐘嶸《詩品》的上品“名額”，漢三人（李陵、班婕妤、古詩算一人）、魏三人（曹植、劉楨、王粲）、晉五人（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而余下宋、齊、梁三代，只給了謝靈運一人。漢魏當然是重點，漢魏以外，他寧可多給一點晉，也不多給宋、齊、梁，除了今不如昔的觀念，還有糾偏和強烈表達自己詩學觀的用意。
       
    而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只以發展新變的詩學觀看問題：“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余烈，事極江左。”他只說潘岳、陸機是曹、王的繼承和變體，不作高下評判，鐘嶸則以為潘、陸均不如曹植。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覺得宋代文學在文學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比前代文學毫不遜色。而鐘嶸《詩品》則非常嚴厲地批評了宋代文學。這些，都是他們對漢以來詩歌發展觀念的不同。
        
    3.對“聲律論”的評價及其發明權問題的爭論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里說：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以上這些話，沈約都以發現千古秘密的自信和自己就是發明人的口吻，高度評價“聲律論”對于詩歌創作的作用，揭示了漢以來至于晉宋無人知曉的聲律入詩的方法。所謂“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那是大家都在寫，但無人知曉的詩歌聲律問題。
       
    沈約另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因為書佚，無從考證沈約是否就是聲律論的發明人。而后來的《南齊書•陸厥傳》只是說：“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眺，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禺，善識聲韻，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且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征不同，不可增減，世號為‘永明體’。”講了“永明體”產生的時間，有哪些詩人，以及“永明體”對文字、聲韻的要求等等，也沒有涉及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聲律論”的發明人是否就是沈約。
       
    只有鐘嶸《詩品》辨彰清濁，認真地論述“聲律論”的發明權問題，鐘嶸《詩品序》說：
        
    王元長創其首，沈約、謝脁揚其波。即從正面糾正了這一事實，發明人是王融，而不是沈約，沈約不過因為他的身份關系，成了代言人而已。鐘嶸的話雖然沒有其他證明材料，但鐘嶸是當世之人，與王融、沈約、謝脁有的有交往，如與謝朓論詩等；又沈約有崇己抑人之病，在他編纂的《宋書》里，為他的祖父曲筆回護，改寫事實，被人發現，作了檢討。《宋書》多取他人的資料，卻不注明。這種把他人成績算在自己賬上的做法，沈約是心虛的。對于“聲律論”及其發明權的問題，恐亦如此。
       
    針對沈約自謂發現“千古之秘”的說法，23歲的齊秀才陸厥也著文反駁，陸厥《與沈約書》說：
       
    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 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誣乎？……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于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未睹，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陸厥認為，早在建安時代，曹、劉等人就已發現聲律與詩歌的關系，并用聲律的原理進行創作，有許多名篇佳制可以證明，不必等到宋、齊以后的沈約再來發現。所謂“此秘未睹”、“曾無先覺”，近于誣言。陸厥初生牛犢不怕虎，他以批判者的犀利，數說沈約的荒謬，口氣嚴峻得像師傅在教訓徒弟，這使沈約不得不寫《與陸厥書》反駁。
       
    《與陸厥書》重申《謝靈運傳論》中的觀點，強調五言詩兩句十字之內，應盡平仄相配、低昂互節變化之能事，肯定這是五言詩重要的新法則：
       
    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
       
    對這一場爭論，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