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中，說到兩位諸侯國的宰相：楚相孫叔敖與晉相孟獻伯。他們的共同點，可以用“儉樸”二字歸納。
 
    孫叔敖任楚相，坐的是母馬拉的普通運輸車，吃的是粗飯、菜羹和干魚，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面帶饑色。韓非子評價孫叔敖：“良大夫也。其儉逼下。”也就是說，這位“良大夫”的“儉樸”，威脅到了下層官員。平心而論，韓非子對孫叔敖的評價，不算過于極端，他是一分為二的，肯定孫叔敖是“良大夫”而不是貪官污吏或善于作秀的沽名釣譽之徒，他說孫叔敖“其儉逼下”卻并無褒義，并非褒揚，恰恰相反，倒是一種譴責：你都坐母馬拉的普通運輸車了，你的下屬還能坐什么車？你都吃粗飯、菜羹和干魚了，你的下屬還能用什么膳食？你都冬穿羊皮衣、夏穿葛布衣了，你的下屬還能穿什么衣？你都面帶饑色了，你的下屬還能怎么過日子？
 
    我之所以對韓非子說的“其儉逼下”做這樣的解讀，而不將它解讀為以身作則，上行下效，以己之“儉”而為下屬做出榜樣，帶動政風官風的建設，從晉相孟獻伯之“儉”以及韓非子的態度中，或許可以得到答案。孟獻伯任晉相，吃無兩樣菜，坐無二層席，內無衣帛之妾，出無副車隨從。對此，韓非子沒有直接評說，只是記載了苗賁皇的“非議”，“是出主之爵祿以付下也”。在此語境中的“付”字，可以譯作“討好”。誰都看得出來，苗賁皇的“非議”，其實就是韓非子的“非議”。孟氏之“儉”與孫氏之“儉”如出一轍，且同在《外儲說左下》中，韓非子又怎會去贊揚孫氏之“儉”？
 
    韓非子對這兩個“儉”之實例的評價，都涉及一個“下”字：前者“以儉逼下”，后者“是出主之爵祿以付下”。同樣是“儉”，卻有“逼下”與“付下”之別，原因就在兩個“下”字含義不同。“逼下”之“下”，乃是下級官吏；“付下”之“下”，則是“下人”即草民。對于孟獻伯之“儉”的非議，角度有所不同，說的不是威脅下級官員，而是出賣君主賞賜的爵祿以討好“下人”，性質比“其儉逼下”更嚴重。當然，“以儉逼下”也好，“是出主之爵祿以付下”也罷，其要害并非對于“儉”的排斥，而是對于“禮”的維護。
 
    儒家重禮，法家重法，在“隆主”這一點上，他們并無差別；在維護等級制度這一點上，也沒有什么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才會說，“（禮教）創始者是孔子，實行者是韓非、李斯……世人尊孔子而薄韓非、李斯，真是2000年來一大冤案”。儒家與法家都推崇一個“儉”字，但他們更看重“儀序”與“國典”。韓非子對于孫叔敖以及孟獻伯之“儉”的基本態度，反映的不只是法家的價值觀念。就是韓非子評價孫叔敖的那兩句話，也是從孔夫子評價管仲的“良大夫也。其奢逼上”套過來的。
 
    對于官吏之“儉”，“逼下”之“下”與“付下”之“下”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付下”之“下”喜歡官吏儉樸，因為官吏越“儉”，搜刮民脂民膏的事就越少，也越容易體貼百姓之苦，為他們多辦實事；“逼下”之“下”卻不然，尤其是那些看重待遇貪圖享受的官吏，很容易有受“逼”之感，“只怕貨比貨”，心里舒坦不起來。有關官吏待遇的規定，只是上限而不是下限，只是規定不能超過某種檔次，而不是規定必須到達某種檔次，孫叔敖之“儉”與孟獻伯之“儉”都無可厚非。在官場之中，他們卻有可能被當作另類。而且，仿照“其儉逼下”邏輯，還可以有“其勤逼下”“其廉逼下”，如此等等，不是還曾有人說如實上繳紅包的“負面效應很大”，沒有顧及“左鄰右舍”么？
 
    但從“草民”或“下人”的角度去看，“其儉逼下”有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