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甫求助于人的心理也頗有意思，他似乎認為那些有條件有能力者幫助他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是他們的一種責任，而他作為受助者絲毫沒有必要為此而低聲下氣，甚至仰人鼻息。

    杜甫很忙。真的很忙。

　　他哪能不忙，他在忙著建草堂哩。

　　大詩人也不能不為生計而忙，為家事而忙。否則，何以推己及人，體會人間疾苦?正是由于自家茅屋為秋風所破，老杜才由衷發出了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喚!

　　造房、買房，對于個體人生，從古到今都是一件大事。生命空間就是“點”和“線”的組合，點是居住，線是行走。居無定所，老是漂在路上，精力不支，靈魂亦備受煎熬。

　　“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杜甫正是在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后，才決意為自己打造一處棲身之所。

　　安史亂起，杜甫被叛軍俘至長安，倉惶之際，舍命逃竄，只身投奔肅宗的鳳翔行在，“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情狀之狼狽，或令肅宗心生惻隱，授了他一個左拾遺。然而，屁股沒坐暖，便因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而被貶。其間，出華州，還京師，再貶華州，幾經反復。一度蒙準省親，去鄜州(今陜北富縣)羌村看望妻兒，是步行去的——“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當時的官馬大都充了軍馬，像他這樣的小官，自然不得享有“公車”待遇。日暮到家，“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拏怪我在，驚定還拭淚。……”此情此景，讓質樸的羌族老鄉們看了都感嘆歔欷不已!

　　其后，杜甫便開始了攜家流寓的歲月，目的地最終指向成都。沿途高山峽谷，道路險惡，天寒地凍，食宿無著。單看他那些紀行詩中留下的地名：鐵堂峽、寒峽、青陽峽、石龕、積草嶺、泥功山、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五盤、龍門閣、石柜閣、劍門……每一處都記錄著勞頓、饑苦甚至驚險與恐怖。拖家帶口，風塵仆仆，老杜一面口吟“賢有不黔突(黔是黑，突為煙囪)，圣有不暖席(席為坐席。二句指孔子墨子那樣的圣賢也不得安居)”(《發同谷縣》)聊以自慰，一面忍不住心生怨艾，看著一家大小累趴在道旁，對妻子嘆息說：我為什么要跟著你們、受你們牽累呢?(《飛仙閣》)

　　看，無家可歸，讓此際的老杜也亂了方寸，把話說反了。一個大男人，讓妻子兒女如此遭罪，還好意思遷怒于人?看來，人的承受力是有極限的，縱使孔圣人，落到陳蔡之厄，嘴上雖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若無手下那班學生替他弄得米來，怕早就成了餓殍，還有何道可行?

　　“為問高彭州，何時救急難?”(《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一年中走走停停，遷徏四次，初寓成都，全家寄居一座古寺里，遭遇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斷炊，妻子楊氏可以體諒丈夫的心情，小兒子餓得受不了，又哭又鬧，老杜居然還跟兒子大談什么父子之禮，迂啊。實在捱不過，不得不向時任彭州刺史的高適發出呼救。高適夠意思，當即派人從百里外給他送來糧食和肉類，解了他燃眉之急。

　　所幸成都這地方，樂于幫助杜甫的好人不少，除了幾位親戚，還有地方大員，前有高適，后有嚴武，前者是杜甫的布衣之交，后者還是杜甫的世交。正是因了這些親朋好友的幫助，才有了以下籌建草堂之舉，最終讓杜甫全家在成都過上了一段至為稀罕的寧靜歲月。

　　說起造房子，杜甫可是白手起家的哦。盡管他那句“安得廣廈千萬間”成了當今開發商普遍采用的廣告語，可他本人并未得到分文廣告費。

　　杜甫沒錢，好在他有詩名。唐代是一個尊崇詩人的朝代，即便戰亂時世，也仍有許多人樂于為詩人的草堂付出。

　　那年初春，有朋友出資(不知何因，杜甫在詩中忽略了這位朋友的姓名)，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替他買了一塊宅基地。杜甫很喜歡此地的環境，當即寫了一首七律--《卜居》：“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杜甫草堂絕對不是千年之下人們眼前的規模和景象，其實就是草房數間而已，比尋常農家好不了多少，所以幾年后在他離開成都不久便已傾圮。他曾在《寄題江外草堂》中寫道：“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可見建筑面積連帶庭園不過一畝，好在周圍空曠，草樹連綿，足供草堂借景沾光。想來當時地廣人稀，此處多系無主荒土，不像現在已融入成都市區成為寸土尺金了。

　　草堂甫一動工，朋友們紛紛解囊相助。有詩為證，《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客里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王十五是官員，也是杜甫的表弟。親戚中還有一位從孫杜濟，曾是成都尹的幕僚。親戚之外，應該還有不少非親非故的杜詩粉絲，其中不乏有點權勢的地方官吏。在記錄草堂建設的不少詩篇里，留有那些贈錢送物的賓客名單。這些人本是等閑之輩，因了杜詩記錄的善舉，居然留下了一段千古不滅的好名聲，絕對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

　　杜甫求助于人的心理也頗有意思，他似乎認為那些有條件有能力者幫助他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是他們的一種責任，而他作為受助者絲毫沒有必要為此而低聲下氣，甚至仰人鼻息。如果有人有能力幫助卻不肯伸出援手，他反而要加以責備。如《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風雨，能忘欲漏時。”--對于承諾了不兌現的“詐捐者”，他直接致詩詰問，加以非難。

　　這種心理是否受到當時佛教特別是禪宗“眾生平等”的觀念影響，不得而知。據說這也是有唐一代士子們的普遍心態。當年杜甫在《進雕賦表》中直接向唐玄宗討官做，從出身門第說起，標榜自己的才能，道是若能將其拔出泥涂，一定不會在揚雄枚皋們之下，“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放著我這樣的人才，皇上怎么可以舍棄呢?就是向皇帝伸手要官也是理直氣壯，認為是你皇帝應該做的，不然就是你埋沒人才。唐代文人的這種率真健朗的風骨，在后世是看不到了。

　　 草堂非華屋，無錢不奢華。懂得生活的杜甫則自有彌補的辦法，就是栽樹，這是一項不需要多少投資的工程。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里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蕭八明府堤處覓桃栽》)一百棵桃樹苗是討來的。

　　“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松樹雖是常見樹種，而歲寒不凋之意存焉。他向人討來種子，育苗后再移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卻歸去，果園坊里為求來。”(《詣徐卿覓果栽》)至于多種一些桃、李、梅等果樹，倒是不乏經濟的考慮。

　　老杜逢人就討要樹苗，當然是無償索取。他的說辭堂而皇之、當仁不讓，事實上也從未遭到白眼和拒絕。似乎誰都覺得沒有理由不去滿足大詩人的要求。既然送給老杜樹苗是一件曠古風雅之事，所費不多，或能因此寫入老杜筆下，留個好名聲，何樂而不為?

　　造房之忙、之煩瑣、之鬧心，可想而知。當下一些有錢的文化人，買得起商品房，讓他自己搞家裝則頭大了。而杜甫對建草堂這件事卻樂此不疲，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較之今天的詩人，“詩圣”杜甫看來有點俗。但杜甫把寫詩與建草堂視為一體，建草堂的過程都入了詩，俗，也就成了雅，成了他詩意生活的有機組成。可見杜甫既是一個實在的人，又是一個有趣的人。營建草堂并不妨礙他詩心清發，相反進而拓展了他的詩歌意境。無怪乎魯迅評說：陶淵明太遠，李白太高，“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

　　沒有經歷過杜甫的漂泊生涯，不可能理解他渴望安居的心情。其實，他樂于為自己的草堂而忙碌，主要的理由，就是想給受盡顛簸之苦的家人一點撫慰和補償。尤其是妻子楊氏，杜甫深感自己欠她的太多了。

　　今人都稱杜甫為“詩圣”，上世紀初梁啟超先生卻為他加了個“情圣”的稱號。

　　據說，在歷代詩人中，“妻”字在詩中出現的頻率，杜詩可能是最高的。天寶元年(742)，三十歲的杜甫娶了十九歲的楊氏為妻。楊氏出身官宦之家，也是大家閨秀啊，想來年輕時容貌甚是出眾。瞧杜甫在亂離時寫給遠方妻子的那首《月夜》，該是如何一往情深：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其時楊氏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且獨自承擔著照管孩子的責任，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想必云鬟已成亂絲，玉臂亦已憔悴。可在杜甫眼里，妻子的美麗是不變的。正是杜甫的這份深情，令楊氏死心塌地跟定了丈夫，始終不離不棄。

　　所以，當草堂終于落成，全家入住，和風麗日之下，“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杜甫一邊陪楊氏捫棋手談，一邊凝視著她磨礪得近乎粗糙的手指，想必其時眼角一定是潤潤的了。

　　草堂供給杜甫以詩情，杜甫回報草堂以厚饋。多年飄泊之后的短暫安居(其間因蜀中動亂避走綿州、閬州等地二年，在草堂實際居住時間不過三四年)，令他的詩作如浣花溪上的小舟，蕩漾出別開生面的波光。首先就是那種對大自然的深究，對周圍花草魚蟲等景物的細致入微的體察和狀寫，其中滲透了詩人物與同胞的情懷，隨手拈來，自然天成，莫非化境。

　　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江亭》)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后游》)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絕句漫興九首》)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水檻遣心二首》)

　　…………

　　這類俯拾皆是的新詞妙句，簡直就是對造物主的公然竊取!然而老杜賦予了自然造化所無的人間愛欲，遂令失竊的造物主茫然無語。

　　其次，則是由平和的日常生活釀就的醇酒芬芳。草堂生活的物質終究是匱乏的，而平凡的日常人生則永遠飽含著欣欣生意。杜甫堪稱那個時代最投入的職業詩人，在他眼里，生活即詩，觸處都能捕捉到美的真諦。

　　杜甫一生中居住過的草堂，除了成都浣花溪畔的一處，其實還有一處也頗值得稱道，那就是虁州草堂，是虁州都督柏茂琳送他的。杜甫一家在虁州草堂住了兩年，期間有一組描述日常生產勞作的作品饒是有趣，如《課伐木》、《園人送瓜》、《信行遠修水筒》、《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催宗文樹雞柵》、《驅豎子摘蒼耳》等等，涉及伐木插籬、連接水筒、稻田灌溉、圍筑雞柵、種瓜采藥等等，有事件，有人物，維妙維肖。仆人信行，平時心思沉靜，忠于職守，高山上的水筒斷裂了，他往來四十里趕去修理，天色很晚回來還餓著肚子，讓主人杜甫深感慚愧。從這位仆人身上，杜甫看到一種決不亞于士人的崇高。

　　親近自然，親近日常生活，這類詩作在閑靜的鄉居心態中曲盡其妙。雖然相對于《三吏三別》、《赴奉先五百字》、《北征》等“詩史”式的題材，這類詩尤顯平和、平淡，或輕柔、細微，不屬于大敘事、大視野、大格局，卻是杜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若單從藝術和美學價值論，甚至更能引起當今和平時代讀者的共鳴。

　　草堂中的杜甫找到了歸宿，盡管是暫時的，卻是永恒的。

　　忙是為了閑，忙過以后收獲了閑。這是一種人生價值平衡。

　　無奈，杜甫的物質生活始終建立在“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的基礎之上。若無嚴武、高適這樣的高官朋友，不時給他一些饋贈，甚至給他按個名頭吃一份空餉，以接濟酒錢米袋，他是做不成職業詩人的。

　　其實，亂世人生，為求得相對的安寧，最適宜莫過于選擇出仕做官。嚴武就曾多次替他做過安排，勸他“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不要學禰衡以文才自恃而招禍，應該去做官，最好爭取做到皇帝身邊的近臣，以便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新唐書》批評杜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甚不公允。從他《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等文章來看，他對當時軍國要事的分析還是很有見地的。但杜甫的確不是塊做官的料，天性使然。早年他不自知，還給玄宗獻“三大賦”，只想做大官。但嚴酷的現實打破了他的美夢，大官沒份，小官做過短短幾任，就對當官徹底膩煩了。做官豈止是忙(做小官尤忙)，更要命的是假(小官更不得不假)。“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因此，他幾次婉言謝絕了嚴武的好意。直到764年，嚴武再任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給他向朝廷討了個“工部員外郎”的虛職，才勉強同意赴任，但只干了半年，便又辭職了。畢竟每天點卯上班，就有個上下級及同事間的交集，動輒獲咎，杜甫受不了那份罪。后人都拿杜甫與李白對比，以為老杜就是個溫良恭儉讓的醇儒，其實，老杜狂放不羈的一面或絲毫不亞于李白。有一次醉酒，居然躺在嚴武的床上，瞪著嚴武說：“嚴挺之(嚴武父)乃有此兒!”嚴武本是個暴躁之人，但對杜甫卻能刻意容忍。《新唐書》說嚴武曾一度對杜甫動了殺機，這不可能，從嚴武死后杜甫寫的沉痛的悼挽詩來看，杜甫對這位朋友始終是心存感激的，兩人間的友誼堪稱善始善終。嚴武不認為杜甫對自己有威脅，而杜甫對嚴武總體也是維護居多。《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借老農的話說“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大詩人的詩性報道，遠比今天主流媒體的官話更具公信力。

     765年，嚴武死，杜甫失去了依靠，驅使他再度踏上遠游的旅程。兩年后，他又不得不離開虁州草堂，背后是否有柏都督調離的因素，不見詩中記錄，不詳。

　　杜甫注定要忙。忙著寫詩，忙著趕路，忙著討生活。像成都草堂、虁州草堂那樣閑靜的日子，對于他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享受，甚至是一種奢侈。

　　也許，相對于草堂的安逸，漂泊生涯更有利于詩性的張揚。你看，他在虁州啟程去湖南(即一生中最后一次漂泊旅程)時所寫的《歲晏行》，情緒就由平和一變而為激烈：“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對朝廷貨幣法紀弛壞給百姓造成的災難，予以強烈譴責。

　　然而，讓后人想不明白的是：你杜甫不過是個村野匹夫，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些經國大業你管得著嗎?你這不是“無事忙”么，寫在詩里，誰來聽你?

　　或許可以作如下解釋：表達，出于詩人的本能，如同鳥兒不能不歌唱。特別是杜甫這樣生來就是寫詩的人，寫詩作為一種表達方式，他不能不寫詩。而換從俗人的角度看，以詩立身，以詩立言、立名，其實也是一種謀生之道，寫給朋友看官員看，就是一種交流、交誼，雖說那時寫詩賺不來稿費，但也能換來酒錢和糧食，讓精神變物質。所以，寫詩忙，也不純是空忙。對這一點，杜甫自己從來不加隱諱。

　　三年后，杜甫流落湖湘，寓居于船，一次為洪水所阻，旬日不得食，當地聶姓縣令聞訊，送來牛肉白酒。也許是饑后暴食的原因，一夕卒于船中，時年五十九。

　　因為飄泊，看到太多的人間悲劇，杜詩中往往見血見淚。當時的皇帝未必在意，后來的人還是注意到了。1958年南寧會議上偉大領袖毛澤東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耐人尋味的是，他的老對手彭德懷則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說：“我不喜歡李白的詩，喜歡杜甫的詩。”(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二八七頁)

　　而對曾經給杜甫一家帶來無比溫馨的成都草堂，當代大文豪郭沫若則是這樣描述的：“詩人說他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來說，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比住瓦房來還要講究……”
　　
    郭老亦是大忙人，忙的都是國家大事，百忙中做出如此細致入微的考證，足證他忙的價值。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也曾有過宏大的抱負，但在建草堂這件事上，他的忙，純為生計而忙，為自己而忙。本人既未冠以任何高尚的名義，千年之下的道德批判也就不必自作多情、無的放矢了罷。作者：沉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