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生于世代官宦家庭。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藝做過監察御史，鞏縣縣令，祖父是則天朝的著名詩人杜審言，做過修文館學士，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做過朝議大夫，兗州司馬、奉天縣令。這樣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四代經營的家族住宅(杜甫為了結婚，曾“筑土室”，即增修窰洞)，規模、形制，不難想見。高大巍峨不敢說，庭院深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按照當地的民居傳統，有一些磚墻瓦頂平房、院子，有十幾眼的一排窰洞，乃是起碼配置。

　　除了“對自己工作過的地方產生了感情”，可以肯定，此處的環境、物產等也會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一個長安原籍有土地的退休官員，不可能將家草草安置在貧窮落后的異鄉。

　　最后，杜甫的詩文里有所透露。杜甫詩文中有不少窮寒句子，例如“賣藥都市，寄食友朋”，“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但那是特定時期的情形，且有夸張成分。真實情況是，杜甫到處有做官的家族、親族、摯友，他們可以給予杜甫以經濟上的援助。杜甫自己，除了鞏義祖先遺留的住宅和土地外，長安也有。著名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題下，“余田園在東京”的自注。“杜曲幸有桑麻田”(《曲江三首》之三)，“兩京猶薄產”(《秋日夔府詠懷》)等等詩句，可以證明。

　　貧乏時期的人，給鼎盛時期的歷史名人修建故居，無論怎樣努力重現當年情形，總會烙上時代的印記。粗糙簡陋，在所難免。倘若指導思想里有仇富成分，那就更容易背離實際。除了鞏義的杜甫故里，幾十年前修建的名人故居，無一例外，包括成都的杜甫草堂(故居部分)。成都杜甫草堂總體的豪華宏敞，那是因為園林、博物館和寺廟合為一體了。鞏義杜甫故里近年新擴部分占地廣闊，建筑高大，這是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的產物。(亞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