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木匠不會為遷就笨拙的工人就廢棄繩墨，神射手后羿也不會為照顧笨拙的射手而改變拉弓的正確標準。做君子就像教人射箭，做出拉弓的正確姿勢，目的就是要別人效仿。
 
    商鞅本來是衛國人，后來跑到魏國去尋求發展，可是魏惠王沒有重用他，他聽說秦孝公正在廣攬人才，就又從魏國到了秦國“應聘”。
 
    在秦國，商鞅通過賄賂秦孝公的寵臣景監得以見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見面，商鞅用“帝道”游說秦孝公，所謂“帝道”就是三皇五帝時期的治國之道，三皇五帝都是圣賢，可是秦孝公聽著很沒勁，直打瞌睡。見面之后還指責景監，說你怎么給我推薦一個胡說八道的人呢？這樣的人怎么能用？商鞅得知后說，我用帝道游說大王，可他的心思不在這上面呀。過了五天，商鞅再次求見秦孝公，這次他給秦孝公說“王道”，王道是指夏禹、商湯、周文王等人治國的成功之道，雖比不上三皇五帝，但全都講仁義。這次秦孝公沒有打瞌睡，但依然不能接受商鞅的治國主張。秦孝公繼續指責景監，景監也指責商鞅。商鞅說：“我用王道來游說大王，而他不接受，請您再想法讓我見一次大王。”結果，第三次見面，商鞅就用霸道之術游說秦孝公，“霸道”是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時使用的治國之道。結果，這次秦孝公聽得非常有感覺，“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聽得太入神，不知不覺間膝蓋就向商鞅的跟前靠（當時的人是跪坐著的）。結果，這次談話極其成功，之后，兩人又“語數日不厭”，又連著談了好幾天。秦孝公覺得商鞅是一流的人才，遂委以變法大計。
 
    為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商鞅預備了“帝道”、“王道”、“霸道”三套方案，從這里可以看出商鞅做事的心計，他是個很好的推銷大師，為了能把自己推銷出去，他一招不行再換一招。可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亦可看出，商鞅本人并不是一個求道者，他的推銷術與孔子、孟子的推銷術截然不同�？鬃�、孟子周游列國，目的是勸說諸侯國國君行仁政，他們不管面對什么樣的國君，所講的都是一以貫之的“仁道”、“仁政”。只要國君不肯用仁政理念治國，孔子、孟子必定要離開這個國家，另尋下家。哪怕最后自己的思想主張推銷不出去，那也絕不降格以求，更不會改變主張以換取個人的飛黃騰達。這是一種“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的求道態度。孟子曾經說過：“大匠不為拙工而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而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意思是，高明的木匠不會為遷就笨拙的工人就廢棄繩墨，神射手后羿也不會為照顧笨拙的射手而改變拉弓的正確標準。做君子就像教人射箭，做出拉弓的正確姿勢，目的就是要別人效仿。君子一定要走在正道之上，有能力的人自然會跟著去學。
 
    但是商鞅不這樣。他見秦孝公，使用的完全是推銷員的思維，即我這里有“帝道”、“王道”、“霸道”三套方案供您選擇，您選哪個都可以。甚或說，您選哪套方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選用我。所以，商鞅游說秦孝公，推銷的不是儒家所倡導的“帝道”、“王道”，甚至也不是法家的“霸道”主張，而是他自己—只要他自己能借著秦國這個平臺“借殼上市”，那在他看來也就成功了。后人認為商鞅是法家人物，這是從他后來的變法措施上得出的結論，若當初秦孝公選中的是“帝道”或“王道”，那么，我覺得商鞅的人生軌跡可能會是另一番樣子。
 
    對于秦孝公選擇的“霸道”方案，商鞅自己也知道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他對景監說：“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而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意思說，我以帝道、王道勸說國君，想讓秦國達到夏、商、周三代時的盛世，可國君說；“這見效太慢了，我不能等。而且，賢君要自己在世的時候就天下揚名，怎么能郁悶地等待幾十年才讓后人繼承成果，成為好君王呢？”所以，我就以霸道的強國之術勸說國君，國君對此非常高興。但是，這套治國方案終究比不了實行德政的效果好，也不能使秦國達到殷周時期的盛世。
 
    歷史的關鍵時刻，其實是有多樣選擇的。戰國時期是一個亂世，亂世之中，儒、道、墨、法、縱橫等各派思想家都提出了救世主張。可是，由于各諸侯國君普遍的功利心態和急躁情緒，他們紛紛選擇了法家和縱橫家。這并不意味著別的思想主張不好，而只能說明那時當政者的短視。在一個浮躁的時代，最吃香的東西往往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功利、最短視的。秦孝公對商鞅三套變法方案的選擇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