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西夏請和，雙方罷兵。韓琦、范仲淹調回京師。韓琦拜相，范仲淹任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副宰相）。這時宋王朝內政經過80余年的考驗，諸多矛盾開始顯現，內政腐敗，財政日趨困難。宋仁宗召見范仲淹，要他整頓吏治，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只能一步一步來。在仁宗的一再催促下，他提出了定期考核官員、改革科舉制度、慎選地方官吏、注重農桑、減輕勞役、加強軍備、嚴格法令等十條改革措施，即著名的《條陳十事》。經仁宗批準在全國實行，歷史上稱這次改革為“慶歷新政”。誰料新政剛一推行，就遭到一些皇親國戚、權貴大臣以及貪官污吏們的反對，他們散布謠言，攻擊新政，在仁宗面前說范仲淹的壞話。

宋仁宗是個耳根子軟的人，見反對新政的人多，也就動搖起來。當范仲淹向他提出外調，仍回陜西防守邊境時，仁宗就答應了他的要求，就這樣“慶歷新政”僅實行一年半，就草草結束了。

范仲淹被排擠離開朝廷以后，和他共事的樞密使富弼也丟了官。韓琦替范仲淹、富弼辯護也受到牽連，這樣一來，有許多同情范仲淹的人，也都不敢再出頭說話了。只有諫官歐陽修大著膽子上書仁宗，替范仲淹申辯。

歐陽修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個在文學上有很高成就的人。但因他正直敢諫，仕途并不順利。反對派對新政發起進攻時，他拿起筆寫了著名的《朋黨論》予以反擊。但文章雖好，卻最終不能挽回新政的失敗，并遭人誣陷下獄。后經朝廷派人監勘，雖查明系誣告，但他還是被貶往滁州。

歐陽修在滁州4年，寫了著名的《醉翁亭記》。以后他改知揚州、潁州，留守南京，一直在外地呆了10年方才回到東京。先任翰林侍讀學士，后曾知開封府，有“包嚴歐寬”之譽。

范仲淹雖然為了“慶歷新政”受了很大的打擊，離開了京都。但他在治國為民上并未懊悔和畏難，他在所寫的《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正是他思想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