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通大眾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歷史和現實生活一樣，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備偶像氣質的皇帝。

    對儒家知識分子們來說，這種仰望同樣是必需的。“內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孔子曾經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他看來，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政治，只能稱之為“霸道”或者暴政，而遠非“王道”。他們曾經花費了很長時間，試圖找到這種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實現道德（內圣）與政治（外王）的完美結合。他們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誠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寶座。最后卻又不得不接受那個殘酷的現實-當王莽死于亂刃之下，儒家知識分子們那個從“內圣”開始，最終抵達“外王”的理想也隨之宣告破滅。此后他們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談及“外王”（譬如“禪讓”），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傾注到了對皇帝的影響上面，培育或者勸諫。在無法自己制造和推舉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們走上了一條將“外王”改造成“內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里，如此描述萬歷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學臣僚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觀里，一個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應該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黃仁宇說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們期望他（萬歷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這些儒學臣僚們希望“皇帝”不僅僅只是一個職位、一份職業(yè)-這樣太低級趣味了，它應該是一種社會制度。這種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則是各種各樣抽象化了的禮儀，譬如每年開春，皇帝在侍臣們的攙扶下，去地里顫顫巍巍地“扶犁”。

    這種形式主義作風并不是簡單的虛偽或者做作，因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強調過：禮，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現形式。

    從《貞觀政要》等典籍的生動記載里，是不難得出這么一個結論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確確實實已經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他確實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經無限地接近于“內圣外王”。

    可是，從登基的那一刻開始，手足相殘、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備“內圣外王”的資格，所以，為了繞開這些障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規(guī)避的手段。

    四

    貞觀四年，李靖率軍大破突厥。唐太宗對侍臣們“興奮”地說：“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chuàng)，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誓滅匈奴……”（《舊唐書·李靖傳》）

    李淵早年稱臣于匈奴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當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證據，就是李世民上面的這番話。實際上，這段話卻是信口雌黃。《舊唐書》的史料來源，一是房玄齡等人主持的國史館修撰的國史，另外還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許敬宗編撰的《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等書。而這段“高祖稱臣”的記載，正是由許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編入《太宗實錄》，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舊唐書》。

    其實，秉承唐太宗旨意，為唐高祖捏造各種不光彩履歷這種事情，許敬宗還干了不少，譬如，《資治通鑒》記載，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夏縣，屠之”。

    司馬光在這段話后面附了一段《考異》，說：“據《高祖實錄》記載，唐高祖曾經說：'當年平定薛舉，沒有殺俘，以至于他們再次叛亂，所以這次一定要把能夠參軍的男子全部殺掉。'顯然，這是許敬宗將太宗的罪過推諉給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鑒》同一卷里還有一段關于唐軍擊破軍閥劉黑闥的記載。司馬光也憤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異》：“據《太宗實錄》記載，劉黑闥再次造反，高祖對太宗說：'上次擊破劉黑闥，我想殺光他的黨羽和部隊，將崤山以東變成無人區(qū)，你不聽我言，落了現在這個結局'。高祖隨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殺叛區(qū)所有15歲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勸諫下，此事方才作罷。”

    司馬光一番考據之后，對這段記載不屑一顧，說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殺光整個崤山以東地區(qū)百姓的事，史臣們想把所有的優(yōu)點都送給太宗，但對高祖的污蔑，未免也太過分了！”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五

    為父親捏造這些“劣跡”，對李世民而言，有著很強烈的現實目的。

    譬如“高祖稱臣”這件事情，往大了說，和將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樣，可以凸顯出自己在創(chuàng)立唐帝國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國才得以脫離對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絕對的獨立性；往小了說，則是諱疾忌醫(yī)，借誣蔑老父“稱臣突厥”，來掩飾自己即位初年與突厥“結盟”的那場“渭水之恥”（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來犯，太宗在渭水與之訂立屈辱性盟約）。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國已經向突厥稱臣，那么自己當年在渭水河畔，雖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稱臣的恥辱來，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種進步。

    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來規(guī)避走向“內圣”的各種障礙的手段。

    玄武門前濃重的血跡和隨后對老父的幽禁，既舉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道德難題。這個道德難題有兩層含義：家庭倫理道德中的“孝悌”與政治倫理道德中的“正統(tǒng)”。中國歷史上，曾有許多暴君都曾面臨過類似的道德難題，不同的是，他們都沒有像李世民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決這一難題。一方面這和李世民當日所面對的險惡局勢有關，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殘余勢力仍然足夠龐大，而李世民最擔心的，就是這些李建成舊部打出“誅篡逆，復正統(tǒng)”的旗號。另一方面，李世民所獲得的輿論支持，主要來自儒家知識分子，他早年設立的文學館，網羅了四方名流賢達，尤其是“十八學士”海內知名。為了換取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們所把持的社會輿論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須勉為其難地去解開這個道德難題。

    簡而言之，解決這些道德難題，一開始動力并不是成為“內圣”，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獲取盡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處心積慮地大造社會輿論，將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過是為了抹殺父親作為創(chuàng)業(yè)之主的地位；同理，極力抹殺兄長李建成在創(chuàng)業(yè)過程中的功績，也是為了證明他不夠資格擁有這個帝國。論功行賞，這帝國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親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擺著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書中偽造幾條“高祖許諾以秦王為太子”之類的記載，“正統(tǒng)”問題也就算勉勉強強地解決了。

    而解決監(jiān)禁父親所帶來的“孝悌”問題，李世民則采取了一種迂回策略。他誣蔑父親多次有過喪心病狂的大屠殺的“劣跡”，甚至將兄長李建成也虛構成執(zhí)行老父大屠殺政策的劊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是想要用“仁”之大義來規(guī)避“孝”之小義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淵既然如此殘暴不仁，那么，其反對者李世民強行接替他的權柄，雖屬不孝，但卻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