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隨著李世民。

    貞觀六年正月，太宗準備從皇宮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莊”九成宮里居住。九成宮距離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覺得皇帝去那里住對處理國家政務極不方便，于是極力勸阻，但李世民卻堅持要去，理由是“氣疾”。

    貞觀二年，李世民曾表示為了不損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氣疾”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絕大臣們為他興建避暑閣樓的提議。現在他拿出“氣疾”為自己辯護，多少有點兒自食其言的味道。不過若真是因為“氣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當時還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實在是難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宮，不過是因為新落成的九成宮的居住條件，要遠遠好于他現在居住的寢宮。

    姚思廉的勸阻暫時讓太宗留在了京城。不過到了三月份，長安城剛剛春暖花開，李世民還是車轔轔、馬蕭蕭地去了九成宮。一直在那里呆到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來了，實在是無“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游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圣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后，他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筑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當然，一個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會偶爾出軌宣泄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筑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里學的。”太宗聽了大怒，對著房玄齡發飆說：“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征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于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征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征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

    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征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九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亂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追溯起來，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后開始的。事變后的太宗，急于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

    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征，與王莽當年對“內圣”的主動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兒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潔癖所帶來的強烈快感，但對唐太宗來說則完全相反，在對“內圣”的偽追求過程中，他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帶來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義。太宗不斷地納諫，不斷地獎賞進諫者，但對于執行進諫的內容，卻一直都興趣索然。

    這種形式主義游戲玩久了，有時候也會讓人感到很厭倦。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就對魏征發牢騷說：“進諫的人都指責朕游獵過于頻繁，但朕以為雖然如今天下無事，可武備還是不能松弛的，所以時而與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獵，并且這又沒有勞民傷財，能有什么錯？”

    魏征無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讓大家進諫，也應該讓大家暢所欲言。如果說得對，陛下采納了，對國家自然有好處；如果說得不對，陛下不予理會，也沒什么損失。”

    李世民說：“你說得太對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強烈的悲觀情緒。從唐太宗的牢騷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種抗拒“改造”的情緒。這種抗拒，在同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現得更加充分。

    這年十月，御史柳范彈劾吳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頻繁外出游獵。結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職。李世民憤慨道：“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柳范梗著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處游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們在這一年里屢次勸諫李世民不要頻繁游獵，李世民則借游獵一事屢次向臣僚們發難，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一個人如果不是發自內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強接受外界壓力的“改造”，最終都不免會有這樣的反抗情緒。

    作為一個極為重視歷史存在感和歷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違制向史官索求關于自己的歷史記錄。貞觀九年，他就希望能夠閱讀國史，結果被諫議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體內容，擔心里面記載了自己的缺點……盡管史官們一再婉拒，但最終太宗仍然從房玄齡手里看到了國史，并對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這一行為，既是對儒家“內圣外王”理想的認可（希望自己在史書里留下“內圣”的美好形象），同時也是對這一理想的背離（一個抵達“內圣”境界的人，又何必關心史書對自己的評價）。

    十

    貞觀十三年，魏征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么'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么歪理！”

    從早年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孰真孰假？哪個是表演，哪個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識分子們絲毫沒有吝嗇自己的贊美，在史書中給了他一個“小太宗”的稱號。李忱臨朝的13年，是一段極為沉悶的時光，沒有發生過任何激動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數據，相反，藩鎮割據依舊，宦官弄政也依舊。

    李忱“小太宗”的勛章，恰恰點破了“貞觀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樣，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現著自己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對文職官僚們極為罕見的尊重。

    沒有任何像樣的大事件可以用來標志李忱。彌漫在他所統治的13年里的，只有無數細節生動的故事和軼事。各式各樣從諫如流的美談，就在這種鋪天蓋地的細節泛濫中放肆地四處流淌。受到特殊優待的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沒有辦法不將李忱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聯系起來。因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觀貞觀年間的歷史，是不難發現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跡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后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注，以至于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

    然而，在這些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后，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而出；因為九成宮修建得過于華麗，他又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但原因卻是因為修筑出來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對比很容易讓人看出，哪一場屬于表演，哪一場屬于真意。

    貞觀時期的20多年里，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后并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所以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場景：頭一個月他還在表彰勸諫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獵的大臣，第二個月他就已經在野外縱馬引弓了。

    意味深長的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納諫，而不是執行納諫的內容，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圣外王”的烏托邦罷了。至于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原標題：王莽面對的問題根源：中國人口達到臨界點必然爆發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