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治上直接參掌鄉(xiāng)里政權。

    鄉(xiāng)官大多有位無祿，有秩、嗇夫、游徼等雖為郡縣屬吏出任，但卻“職斯祿薄”，斗食而已。惟其如此，鄉(xiāng)以下職務一般為士人所不齒。如鄭玄“少為鄉(xiāng)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后“遂造太學受業(yè)”（注：《后漢書·鄭玄傳》。）。但鄉(xiāng)官畢竟是廣大農(nóng)村的頭面人物，眾望所歸，還有機會遷升為郡縣屬吏，乃至地方長吏，故也不失為豪民從政之一途。但由于正史所收傳記人物，無非帝王將相，對其履歷于“正途”之外又往往缺筆，這就為我們查證豪民出任鄉(xiāng)官的事實造成極大困難。漢代以“孝”治天下，“孝”在以宗法血緣為核心的村社組織中具有極強的凝聚作用，故漢政府對“掌教化”的三老非常重視。劉邦早在即位的次年就下詔：“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xiāng)一人。”（注：《漢書·高帝紀》。）三老既為民師，左右鄉(xiāng)黨輿論，對“鄉(xiāng)舉里選”的察舉、征辟往往起到關鍵作用。因此致仕的官僚（蛻變?yōu)楹烂瘢�、儒士、豪民多出任鄉(xiāng)、縣三老，如武帝朝的繡衣御史王翁孺解職后為魏郡元城委粟里三老（注：《漢書·后元傳》。）；出身世代豪吏的趙寬為浩亹三老（注：《東漢三老趙掾碑》，載《文物》1964年第5期。）；南陽豪民地主樊重因“賑贍宗族，恩加鄉(xiāng)閭”，被推為鄉(xiāng)三老。三老雖無具體行政職責，但位尊身榮，豪民出任三老，便身價倍增，除享受免役、賞賜等特權外，也為本宗、本族營造出一個聲威加于鄉(xiāng)里的勢力氛圍。

    鄉(xiāng)嗇夫是豪民爭仕的又一職務。鄉(xiāng)嗇夫雖賤為斗食，但掌握一鄉(xiāng)的徭役攤派、賦稅征收、監(jiān)督戶口等大權，直接決定著管內(nèi)民戶的命運，聲威有時遠在守令之上，如爰延任陳留外黃鄉(xiāng)嗇夫，“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注：《漢書·爰延傳》。）。鄉(xiāng)嗇夫還可遷為郡縣屬吏，經(jīng)察舉等途徑成為國家正式命官，如鮑宣初為渤海高城縣鄉(xiāng)嗇夫，“后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注：《漢書·鮑宣傳》。）。一代名臣張敞“本以鄉(xiāng)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注：《漢書·張敞傳》。）。其余如朱邑、第五倫、爰延、鄭玄、鄭宏等，均由鄉(xiāng)嗇夫起家。豪民從政，除貲選、察選及買爵販官而外，也往往把嗇夫作為仕進的跳板。他們從鄉(xiāng)里政權入手，再出仕郡縣右職，進而和士大夫集團結為一體，構筑起牢固的地方權力格局。我們從《隸釋》所見碑文可知，東漢時期，郡縣掾史基本為“鄉(xiāng)里著姓”、“右姓”所把持，掾史的任用權在制度上職在郡守，而“三互法”卻使郡縣功曹成為實權人物，汝南太守“主畫諾”，南陽太守“但坐嘯”（注：《后漢書·黨錮列傳序》。）的謠言就一語破的。在此條件下，士族——豪民一體化的局面基本形成，仕進的途徑雖然擴大，但仕進的覆蓋范圍卻日趨狹窄，如山陽湖陸人度尚“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xiāng)里所推舉”（注：《后漢書·度尚傳》。），而《續(xù)漢書》卻說“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注：《八家后漢書輯注》。），則知他“不為鄉(xiāng)里所推舉”的根本原因乃“家貧”，而非“不修學行”。

    第二，經(jīng)濟上間接左右鄉(xiāng)里政權。

    豪民在鄉(xiāng)里的影響更以侵陵小民、廣占田園、放債畜奴為烈，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師丹等人的“限田限奴議”都是針對豪富吏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注：《漢書·哀帝紀》。）而發(fā)；王莽的“王田私屬”制也在官貴豪民的一片反對聲中宣告破產(chǎn)；劉秀“度田”失敗后，占田無限，更使得“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的問題愈演愈烈。

    豪民擁有雄厚的財力，因在鄉(xiāng)里氣指頤使、偷稅抗稅、辜榷奸利、大放私債，間接地左右著漢代的鄉(xiāng)里政權。“辜榷”即壟斷商品交易，“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注：《鹽鐵論·禁耕》。），《后漢書·孝靈帝紀》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余人賣買而自取其利。”班固稱這種行為是“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yè)”（注：《漢書·貨殖傳》。）。豪民辜榷由來已久，靈帝光和四年置*[馬+彔]驥廄丞，領受郡國調(diào)馬，而“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東漢初汝南太守鄧晨任許楊為都水掾，使修復鴻郤舊陂，“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竟欲辜較在所”，又以許楊拒斥而誣其受賄，險使工程毀于一旦。為此，東漢政府屢詔郡國，不令長吏“優(yōu)饒豪右”，“得固其利”，態(tài)度強硬，措辭嚴厲，但收效甚微，以致豪右往往利用貧民避役典賣家資之機，或政府“假民公田”之時，勾結官府，“得其饒利”。

    豪民私債是漢代社會危害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禍根之一，也是豪民役使貧民甚至支配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它在漢代的演變一是自楊可告緡后開始與權貴地主結合；二是抵押借貸沉渣泛起；三是對社會的危害性日益突出（注：參見拙文《漢代豪民私債考評》，載《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豪民放貸還不止于“造成經(jīng)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頁。），它的另一伴生行為就是“豪杰役使”，聲威凌駕官府。史載西漢成、哀間成都羅裒因重賄外戚王根、寵臣淳于長，故“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注：《漢書·貨殖傳》。）；權貴之家竟“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shù)”（注：《漢書·谷永傳》。）。豪民乘財役使，令“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仆等勤”（注：《后漢書·桓譚傳》。），畜長出身的卜式也坦言“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注：《史記·平準書》。）。正因私債的盛行，才使豪民得以對負債的農(nóng)民超經(jīng)濟役使，比之鄉(xiāng)官里吏，聲威權勢有過之而無不及，也使“憂私債”成為廣大鄉(xiāng)村愁苦不堪的心理負擔。

    從政治地位上劃分，豪民無任何封建特權可言，本來，漢代的賦稅制度與商品價格已經(jīng)對豪民極為有利，但他們還是想方設法轉(zhuǎn)嫁負擔，通過種種手段偷稅抗稅，尋求法外特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同具體負責賦稅征收的鄉(xiāng)官里吏狼狽勾結，或以財凌權。如“（何）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shù)負其課”（注：《漢書·何武傳》。），即屬典型的抗稅事例。劉秀欲行度田，而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上府責之縣，縣責之鄉(xiāng)，為虛報墾田數(shù)字，又要“優(yōu)饒豪右”，遂侵刻贏弱，竟將“廬屋里落”計為民田；和帝永元五年詔書指出：郡國每向朝廷呈報貧民戶口人數(shù)，常把“衣履釜*[兟+臼+鬲的下部]”（注：《后漢書·孝和帝紀》。）計為民貲。凡此種種，無非豪民與官府沆瀣一氣，偷逃稅役。對此，賢良文學在鹽鐵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揭露：“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注：《鹽鐵論·未通》。）豪民偷稅抗稅，鄉(xiāng)里又要應對上計，只好刻急細民，使“中家為之色出，后亡者為先亡者服事”，從而使流民問題惡性循環(huán)。加以“鄉(xiāng)部私求”，“因公生奸”（注：分見《漢書·貢禹傳》、《后漢書·孝安帝紀》。），“發(fā)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注：《后漢書·循吏列傳》。），正所謂“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戚吏正者之愁也”（注：《鹽鐵論·取下》。）。

    第三，社會上實際凌駕鄉(xiāng)里政權。

    司馬遷在生動描繪漢初商品經(jīng)濟活躍發(fā)展的生動景觀后，概括指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是說在封建專制社會，財力是僅次于權力的支配力量。豪民盡管無權，但財勢凌人，在社會上宗族勢盛、財大氣粗、奴仆賓客成群、坐享威福，崔寔痛心疾首地針砭曰：“上家累巨億之資，戶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zhí)政，養(yǎng)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注：崔寔：《政論》。）武帝世，灌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宣帝朝，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寧成更是“使民威重于郡守”（注：《漢書·酷吏傳》。），鄉(xiāng)官里吏自然“畏憚”，而不敢“篤責”。由此可見，豪民何止“漁食閭里”，其權勢或可與鄉(xiāng)里政權并重，或高高凌駕于鄉(xiāng)里政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