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鄉里是漢政權依賴的重要基礎，一鄉一里的治亂盡管不至于對政局產生太大影響，但鄉里治理的整體水平卻直接關系到民生的安康或動蕩，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政治的治亂。秦末征發閭左服徭役，成為引發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索。依王子今、張漢東等學者考證，“閭左”即“里佐”，乃里正之副（注：參見王子今：《“閭左”為“里佐”說》，載《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張漢東：《閭左新解》，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未定稿》1984年第27期。）。秦二世對閭左的征發，直接動搖了基層鄉里政權的支柱，從而導致地方社會的土崩瓦解。

    在漢初社會，作為政府異己勢力的游俠一度頗盛，同時也是豪民階層異軍突起之時。豪民同漢王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從實現社會安定，維護封建秩序的角度論之，卻始終是王朝政治的對立因素。因為豪民勢力的壯大，不僅瓦解小農經濟，腐蝕社會政治，破壞封建法治，敗壞社會風俗，而且其影響還遠遠超越鄉里范圍，豪民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結黨謀反，或武裝對抗，從一種王朝政治的潛在威脅質變為公開的分裂力量。

    武帝算緡以前，豪民階層主要活躍在流通領域，生產性投資也局限于開礦、冶鐵、煮鹽、鑄錢等部門，兼并土地的問題尚不突出，故有“未有并兼之害”的說法。在此條件下，豪民對鄉里的影響更多的是間接性的商品沖擊、高利貸敲榨和人身役使，把小農直接掃地出門者寡，故這一時期流民問題并不突出。而且，漢初以來的“三選七遷”，通過對關東地區豪民勢力的階段性掃蕩，也使豪民對社會的危害不致演成大患。但武帝對工虞商賈不加分別的毀滅性打擊政策，雖使豪民在一定時期銷聲匿跡，但其消極影響也不能低估，所謂“民無所牟大利則返本”，“民偷甘衣好食，不事畜藏之產業”（注：《史記·平準書》。），這一方面造成豪民消費投資的擴大，另一方面也使社會資金大量回流農村，使土地兼并、豪民役使等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豪民買通、權錢結合、對鄉里政權的控制也步入一個新階段，其勢雖因宣帝的選用能臣良吏而暫時受到遏制，但這種結構性變化卻終難扭轉。

    西漢建國以后，一直堅持把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遷至關中，置于諸陵。遷豪雖不損害其貲產財物，但卻有效地翦斷了他們在關東地區盤根錯節的地緣聯系，而且，徙至關中后，依法又不得族居（注：《謝承后漢書·鄭弘傳》云：“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載《八家后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頁。），進一步割斷了他們的宗親血緣紐帶，這不僅減輕了關東地區土地兼并的壓力，同時也滯緩了豪民在關中地區鄉里勢力的形成。正如建武年間杜林所論：“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后，以削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注：《東觀漢記校注·杜林傳》第14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頁。）而元帝放棄遷豪不久，即出現“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注：《漢書·陳湯傳》。）的嚴重局面，鄉里政權排解糾紛、組織生產、賑災扶貧等行政職能喪失殆盡，農民破產流亡的勢態一發而不可收。

    早在漢初，豪民為結黨營私，擴大勢力范圍，即“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注：《賈誼集·時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頁。），宣、元以后，“豪杰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注：《漢書·趙廣漢傳》。）更為普遍，或“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注：《漢書·何并傳》。）；或“通邪結黨，挾養奸軌……并兼役使，侵漁小民”。顯而易見，元帝之所謂“寬政”，不僅助長了宗族勢力的強盛，而且“三互”之行，又使地方長吏往往受制于小吏豪民，地方大姓、鄉里豪民把持或左右鄉里甚至郡縣政權的格局逐漸形成。對此，崔寔作《政論》評說：“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注：《后漢書·崔駰傳附崔寔傳》。）

    當然，我們將豪民規定為一個社會階層僅僅是就其基本特征來劃分的，如果從整個社會階級關系變動的宏觀角度觀察，豪民實際上是一個界于官民之間不斷流變的地方階層，它既能破落為一般民戶甚至取庸為奴，又能通過各種途徑為官，尤其是一些擁有前代名門望族淵源的豪民，或因時際遇而顯赫一時的官宦后裔，更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從其上升趨勢來說，漢代豪民的最終歸宿是逐漸同官宦之家合流，進而演變為以大地產為基礎的門閥世族，如南陽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證。但這只是一種趨勢，一種整體動態，而非一個個具體個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轉化的歷程中，兩漢之際的社會大動蕩為其提供了一次天賜良機。在反莽斗爭中，先有鉅鹿著姓馬適求（注：馬適氏為鉅鹿著姓，見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頁。）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受牽株連的“郡國豪杰數千人”（注：《漢書·王莽傳》。）；后有劉氏宗族、州郡長吏、地方大族四處并起，從而促成了豪民與士大夫集團的合流。其中許多家族歷久不衰，成為魏晉門閥世族的前身。劉秀度田失敗后，東漢政府基本放棄了遏制和打擊豪民勢力的措施，西漢以來豪民與官府勢不兩立的歷史不再重演。東漢中后期，隨著官宦士大夫的門閥化，新生的豪民地主就很難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了，閥閱功勞、門第族望已成為選官的主要依據，勢族、單門之間的界限雖不似魏晉以后涇渭分明，但已成為社會上評定人物的標準。所謂“選士而論族姓閥閱”（注：仲長統：《昌言》。），“貢薦則必閥閱在前”（注：王符：《潛夫論·交際》。）。趙壹有感于此，作《刺世疾邪賦》曰：“法禁屈撓于執族，恩澤不逮于單門”（注：《后漢書·文苑列傳》。），可謂入木三分。

    在此條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間又被擠壓到地方乃至鄉里，他們的政治出路盡管渺茫，但勢力仍然炙手可熱。他們廣占田園，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親賓客一身二任，組成半公開性質的私兵。對這些遍布全國的“土豪劣紳”，不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鄉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長吏也懼其三分。他們在支持劉氏政權時，無疑是漢代“專制政治的基礎”，而豪民勢力所固有的離心傾向也與日俱增，最后成為漢末軍閥架空朝廷、火并廝殺所依賴的基本社會力量。（原標題：漢代豪民：介于官民之間的地方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