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煜焜
玄奘(600-664年)在出國之前,其家世和早期在國內游學行歷,學術界及前人多有論及,并取得了許多成果,但在若干史實方面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與研究。
有關玄奘大師的祖系考略與早期國內游學的行歷其原始資料,主要有慧立、彥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以下簡稱《行狀》)、道宣《續高僧傳》等,其引文不再標記。
玄奘的祖系考略
據《慈恩傳》載:玄奘法師俗姓陳,名祎“陳留人也,(《行狀》作潁川,在今河南許昌長葛一帶),漢太丘長仲弓之后”。是說玄奘的遠祖陳寔是河南太丘(今河南永城西北)的行政長官。
據《后漢書》《陳寔傳》記載,玄奘的遠祖陳寔(104-187年),字仲弓, 潁川許(今河南長葛市古城鄉陳故村)人,曾任東漢太丘長。在陳氏世系源流中,陳寔是東漢潁川的重要級人物。說陳寔少時家境貧寒,曾在縣里作小吏,任勞任怨,又有志好學,受到縣令的賞識,讓他去太學讀書。后來陳寔先后任潁川郡督郵、功曹,其高尚的德行為遠近所嘆服。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司空黃瓊推選陳寔為聞喜長,后又改任太丘長,也就是縣一級的行政官吏。他以德治政,關心愛護百姓,以致鄰縣不少人要遷居到他的轄區。后來長官違法賦斂,加重百姓負擔,陳寔無法阻止,便辭官歸里。
陳寔德冠當時,成為東漢遠近宗師的名士之首,荀爽、賈彪、李膺、韓融、王烈、管寧、華歆、邴原等都曾向他問學。陳寔作為名士領袖,他當時的活動亦為各方關注。按照“賢人上應星象”的說法,據說,當時掌管天文歷法的太史,從觀測德星(即木星,舊謂主祥瑞之星)的出現上,就能看出陳寔的出行。
東漢末年,宦官弄權,大興“黨錮之禍”,對士族名士大肆進行迫害。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誣為黨人,陳寔也在其中。其它人大多逃避求免,但陳寔確說:“吾不就獄,眾無所恃。”大義凜然地自請入獄,第二年才遇赦出獄。建寧元年(168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謀除宦官,征召陳寔為掾屬,參與制定計策。但不久事敗,竇武被殺,宦官更大規模地緝捕黨人,陳寔再受黨錮,隱居家鄉。
黨錮解除后,大臣們紛紛推薦陳寔,朝廷也多次以公相之位相召,但他都推辭了。中平四年(187年),陳寔病逝于家中,享年84歲。各地趕來吊祭的有3萬多人,送殯的車子千輛,披麻戴孝者500多人,大將軍何進也遣使出席。公元188年,豫州刺史為陳寔褒功,建廟立碑,謚為“文范先生”,著名文學家蔡邕撰寫碑文,并將他的圖像張貼百城,樹為朝野吏民的道德典范。后又追封為潁川侯,欽賜龍牌。
說到玄奘的遠祖陳寔,人們自然會想到“梁上君子”這一成語。成語說的是陳寔在鄉里威信很高,人們都很重視他的建議,認為“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一次有一小偷躲在他家房屋的梁上,準備夜里行竊,陳寔發現后,不動聲色地把兒孫們叫到屋里,正色教育他們要努力上進,正正當當做人,不要像梁上君子那樣養成壞習慣。伏在梁上的小偷聽了很受感到,跳下來向他請罪。此事傳開后,其它人也都受到了教育,盜竊案減少了。這便是“梁上君子”的由來。
陳寔共有六個兒子,其中陳紀、陳湛最有賢名,當時人們把他們父子三人并稱為“三君”。潁川陳氏由漢末入魏晉成為當時的一流高門,子孫歷十余世冠冕相承,家族地位歷三百年而不墜,是魏晉時歷史最為悠遠的世家大族之一。潁川陳氏成為中華望族,天下陳氏也共以潁川陳寔為祖。陳氏家祖從東漢太丘長陳寔起,在許昌長葛一帶度過了一個半世紀的安定生活,到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為避戰亂陳姓才和林、鄭、黃等姓族越山渡水,開始向南分化播遷。
玄奘的高祖陳湛(陳寔之子),北魏時,官居清河太守,據《續高僧傳》記載:“由于家風純正,陳湛為官克勤克儉,清正廉潔,其賢德自是盛傳一方”。
玄奘的曾祖父陳欽,武將加封,《慈恩傳》卷一載:“北魏征東將軍,南陽郡開國公,上黨太守”。祖父陳康,“以學優出仕北齊,任國子博士(國家教育機構國子監中負責教授儒家經典的官員)國子司業和禮部侍郎,食以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緱氏人也!”也就是說,其祖父陳康在北齊任職時,調動工作到周南(古洛陽緱氏縣一帶),陳家這一祖系,才從祖籍地潁川遷到了偃師緱氏,以后就定居于緱氏縣的陳河村。
據文獻記載:玄奘的祖父陳康,幼年好學,遵祖訓,“積德百年元氣厚,讀書三代雅人多”,從小就通讀《論語》、《老子》、《孝經》。到了青年,更是崇尚儒學,《春秋左傳》、經、子、史學無不遍覽,并精于北魏時盛興的《九章算術》和“說文解字”,后又研究《神農本草經》,同時擅長醫道,是當時洛陽一代有名的大儒。據陳氏后人傳承,晚年陳康歸隱故里后,為民行醫,興辦教育,在緱氏一帶創“草根堂”坐堂行醫,救死扶傷,他傳下的《祛疾良方》、《居家方》、《茵陳公英湯》成了四方鄉親療疾的百代良方。爾后,陳康為培養后代,又在陳家大院臨街處開辦私塾學堂,名曰“明倫堂”,私塾除開設詩文、歷算課外,還開設書法、禮儀、識農、武功等課程。這個私塾學堂從玄奘的祖父陳康起,歷百年不衰。從“明倫堂”走出來的學子,據陳氏后人回憶,秀才、舉人多達十幾個,其中一位薛姓的學生薛躍曾官舉南宋福建刺史,他家門前有朝廷敕匾。
玄奘的祖系,從遠祖陳寔、高祖陳湛、曾祖陳欽到祖父陳康,一脈相承,造就了陳氏家族世代為官的歷史。
玄奘早期在國內游學行歷
隋煬帝大業八年(612年)敕在東都洛陽,度二十七僧,玄奘破格被大理寺卿鄭善果錄取為僧,始得出家,法名玄奘。出家之后,玄奘與兄長捷法師同住于洛陽凈土寺。到公元617年,玄奘十八歲,六年間一直在凈土寺學習,從未離開過洛陽。《慈恩傳》卷一載:“時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后,無復所遺,眾咸驚異。乃令升座復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矣”。
大業年間的東都,佛教法事極盛。《慈恩傳》卷一載:“初煬帝于東都建立四大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基、暹為其稱首”。此中所說的四大師即慧景、智脫、道基、寶暹。智脫卒于大業三年(607年),其余三位高僧后來都先后成為玄奘的老師。
然而,這時隋朝已瀕臨滅亡,又暴發了空前的農民大起義,東都洛陽已成為瓦崗軍與隋軍激戰的戰場。天下動亂,凋零破敗,寺院被毀,僧眾逃亡。玄奘遂對二兄長捷說:“洛陽雖是父母之邦,怎奈時勢混亂,與其守以待斃,不如走而求生!”他向二哥建議投奔長安,時李淵已在長安即位,玄奘與兄自此離開了生他養他的故鄉,那時他已十九歲。
公元619年初夏,玄奘和二哥抵達長安,暫住莊嚴寺。關于玄奘此年在長安的活動,《讀高僧傳·玄奘傳》記載稍詳:“大業余歷,兵饑交,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此寺是隋文帝修建的,原名禪定寺,武德元年(618年)剛剛更名。
《慈恩傳》說:“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由此可知,玄奘與其兄想在長安學習并未如愿,當時大批僧人前往蜀地,玄奘法師對其兄說:“此無法事,不可虛度,愿游蜀受業焉。”于是二人相隨,經子午谷入漢川,在這里,他們“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德。相見悲喜,停月余,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
在前往成都的路上,玄奘法師仍然向空法師和景法師請教,到達成都時,已經將《攝論》、《毗曇》各研習一遍。
當時的成都,已成為全國的弘法中心,在戰亂時期,此地大師云集,各種經論都有宣講弘揚者。據《慈恩傳》記載“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聽基、暹講《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眾,講座下常數百人。”到成都后,玄奘聽寶暹講《攝論》,向道基學《毗曇》,向道振學《迦旗延阿毗曇》(即《毗曇犍度論》)。玄奘還向震法師學習《迦延》。
玄奘在成都停留的時間,幾種史籍記載不一致,《行狀》說:“四五年間,究通諸部……法師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受戒”等。《慈恩傳》卷一記載:“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法師年滿二十,即從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但不管如何,武德五年在成都受具足戒(即大戒)是一致的。按照佛教儀軌,受大戒之后的比丘,需要有兩年時間學習戒律,因而玄奘離蜀的時間不大可能是武德五年,應是晚一兩年之后的事情。如此推理,兩家的記載不見的就是矛盾的。總之玄奘在成都受學的時間不會短于五年,離開的年齡應該是二十二歲。
玄奘在成都由沙彌成為一位比丘,而其兄長捷法師則是一位公認的高僧,對此《行狀》如此說:
法師兄因住城都空慧寺,即長捷法師焉。其亦風神郎俊,體狀魁杰,加之秀美,每出外衢路觀者,莫不駐車停蓋。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史傳,及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總管酂公、行臺尚書韋云起等,特所欽垂。至于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篇章書疏,和光缊噱,狎道俗之情,有出于弟。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游八宏,窮玄理,廓魔氣以為志,繼圣達而為心,匡振頹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臨大難而節逾高,通曩哲之深疑,開后賢之未悟,垂義功于來裔,標準的于當今,乃率生而寡儔,非唯兄之弗建也。然昆季二人,懿德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將遠,無得同焉。
這里將長捷法師、玄奘法師與著名的慧持、慧遠兄弟相比較,從歷史事實上看,非常恰當。同時《行狀》這段記載是玄奘兄長捷法師在所有史籍上記載較為詳盡的一段,其它傳記只是一筆帶過,所以,從研究玄奘家世方面看,彌足珍貴。
《慈恩傳》記載:玄奘法師受具足戒“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此系佛教僧尼戒條的總稱)一遍斯得。益部(今四川成都一帶)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泛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玄奘離開四川,是因為研綜已窮,多留無益,他離蜀之后想到何處呢?依《行狀》和《慈恩傳》是因當時天下粗定,京城法席更開,便再思入京,由于因緣不遂,為兄所留,只得與兄不辭而別,跟隨商侶,沿江而下,到達荊州。
道宣的《續高僧傳·玄奘傳》說:“晚與兄俱往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疏通,鉆仰一方,未成探賾。’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網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顧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行江硤。”依此說,則是玄奘聽說趙州道深之名,想從學于他,因為兄長不同意,他只好偷偷離開。應該說《續高僧傳》的說法更準確,因為后來玄奘并未從荊州到京,而是北上求學。依照《行狀》和《慈恩傳》,玄奘后來從荊州直接北上。依道宣所敘述,則是:“途徑所及,荊揚等州,訪逮道阾,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參勇鎧。”還順道訪問了揚州等地。雖稱游學訪道,然并未遇到真正的高人,于是玄奘向北到趙州向道深求學。
玄奘沿江而下,到達荊州的時間,可能是武德七年(623年)夏。據《慈恩傳》卷一記載:
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于彼。聞法師至,甚歡,躬身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于是征詰云發,關并峰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嘆無極,親施如山,一無所取。
據《舊唐書》卷六十,漢陽王李瑰,武德元年(618年)封漢陽郡公,武德五年晉爵為王,后代兄孝恭為荊州都督。李孝恭于武德五年(622年)四月為荊州總管,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輔公祏反,李孝恭奉命為行軍元帥,前往討伐。如此李瑰代兄孝恭任,至少是在八月以后。既然玄奘于夏日前來,最早也是武德(623年)夏。他在荊州天皇寺至少停留半年以上,因為他在此地講《攝論》、《毗曇》、自夏迄冬各得三遍。
對于玄奘荊州之行,其弟子靖邁亦有記載,據《古今譯經圖記》卷四:
洎武皇定鼎,文軌攸同,沿江侚友,途徑鄢郢。于時漢陽王以盤石之寄,藩鎮荊楚,先聞高譽,殷請敷揚。爰于荊府天皇寺,講《攝大乘》及《阿毗曇》等論。淮海名僧,欽風云萃,王及群公,親詣法筵,法師析微通質,妙盡理原,王公碩識,得未曾有。其時大德法師智琰等,并江漢英靈,解窮三藏,既觀法師,妙辯兄礙,泣而嘆曰:“早期以桑榆未光,得遇大陽初輝乎!”遂以縱心之年,師奘卒禮。
靖邁指出,玄奘沿江而下,為的是尋師訪友,求道問學。這里還講了一個新的說法,即他在荊州說法時,大德智琰(564-634年)等竟為之感泣,說了如上文所說的話語,且以七十之齡拜玄奘為師。雖然《慈恩傳》中亦有“深悟者,悲不自勝”之說,但未提具體僧人法號,記載稍嫌含乎。
智琰于隋開皇九年(589年)陳亡后,隱跡蘇州虎丘近三十載。隋未離亂時化行毗陵,在常州前后十載,武德七年回到虎丘。如此來說,智琰未曾離開江東,武德七年時似乎還在蘇州。似乎不大可能跑到荊州聽玄奘說法。如此說,玄奘的弟子靖邁此說,似有道聽途說的嫌疑。道宣所寫的玄奘傳記說及玄奘曾經到過揚州,因而玄奘曾與智琰相見倒是可能的。
玄奘可能于武德七年末或八年初離開荊州,前往揚州。停留數月,繼續北上。
玄奘北行的具體路線難于悉知,他有可能從江南渡江到彭城,漸次向北,經山東到達河北。大概于八年末或九年初到達趙州。依道宣之說,是先到趙州從學道深,然后南下到鄴,再從學于慧休。依《行狀》和《慈恩傳》,則是先到相州,后到趙州。這可能是由于所述行程路線不同,若自荊州北游,必先從河南到河北,則相州是必由之路,不可能繞過慧休北上,若是自揚州而下,則可能經山東到河北,不必路過相州。《行狀》和《慈恩傳》記事過簡,應從《續高僧傳》說:玄奘以武德八年末或九年初到達趙州,(今河北趙縣)從道深學經十月,則已到了九年末,又聞慧休之名,南下相州(今河南安陽)從學八月,則應是貞觀元年(627年)秋天。
玄奘在貞觀元年(627年)秋天之后回到長安,入住大覺寺。在京之時,他從學道岳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后跟名僧法常,僧辯學習《攝大乘論》,更從玄會學習《大涅槃經》等。
玄奘自武德元年(618年),和其兄長捷離開洛陽父母之邑,到貞觀元年(627年)回到長安,在國內游學達九年之久,其間,他遍歷國內名師,詳研各宗學說,精通多部重要佛教經典,所獲頗多。在國內玄奘譽滿長安,名聲大振,已是無人不曉,受到普遍贊譽,被稱謂“佛門之千里駒。”但學問越廣博,疑問也越多,他發現流傳在國內各地的佛經教義各持已見,互不相同,教理分岐很大,既不系統,數量又少,其中很多問題涉及被稱為佛教大百科全書的《瑜伽師地論》。諸多疑問使玄奘簡直理不清究竟佛陀的本意如何。迫使他痛下決心,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求取真經。
董煜焜 中國玄奘研究中心研究員,副秘書長
香港玄奘法師研究會副會長
偃師市古都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