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河北省撫寧縣的一處長城。本報記者 朱林 攝

　　【編者按】

　　今年的閱兵式上，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長城主題的花壇。

　　經過2000年歷朝歷代的興建、使用和廢棄，現存的長城分布于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4個縣域中，總長度超過20000公里。

　　由于長城多分布于地質較差、邊遠貧困地方，修建時間跨度大，現址空間跨度大，使得長城維護并非易事。加之很多地方基層文保力量薄弱，地方政府和公眾對長城保護的意識不足，使得長城被破壞事件屢屢見諸報端。

　　被寫入國歌的“長城”，其對于這個民族的意義，絕不僅僅是一堵已無防御意義的“圍墻”。

　　9年前的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長城保護條例》，但將科學保護和合理維護真正落到實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后17世紀中葉，歷朝歷代，持續地進行著一項復雜的工程——修建萬里長城。

　　時代變遷，隨著軍事價值逐漸降低直至不復存在，加之分布過廣，使得長城的存廢，漸漸被人們所淡忘。

　　目前，盡管長城保護工作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但是因城鄉建設、采礦筑路等導致的破壞事件屢有發生。有些將保護片面等同于“恢復完整原貌”去制作假古董，有的地方將作為旅游景點的長城過度開發，這些不尊重文物保護理念和工作規律的做法，使得長城保護面臨新的困境。

　　“青黃不接” 的保護員

　　“長城的保護，不能光保護長城實體。在保護長城實體的同時，還要研究長城，包括歷史、民俗、文化、影像等等，把這些東西都整合在一塊，就能賦予長城‘生命’了。”

　　說這話的，是秦皇島撫寧縣城子峪村的一位普通農民，叫張鶴珊。從1978年開始，他在保護長城這條路上已經走過了37個春秋。后來，他的故事，被拍成了電影《長城腳下是我家》。

　　記者走進位于撫寧縣城子峪村的張鶴珊家，首先看到的是一個關于保護長城的警示牌，上面寫有：“注意！禁止在長城上展示可能損壞長城的器具！”老張說，這種警示牌都是他自己立的，像這樣的指示牌在通往烽火臺的山路上還有很多，只是指示牌上的文字稍有不同。

　　張鶴珊家的東西，大多和長城有關。墻上掛有巨大的圖紙，下面貼有各種因保護長城而獲得的榮譽證書，WiFi名字叫“長城之家”，微信昵稱是“長城活地圖”。

　　從1978年起，張鶴珊就堅持爬山巡視、看護長城。放羊、挖藥，只要對長城有破壞，他堅決不允許。這么多年，他沿著長城走過的路程足足有幾萬公里，垃圾撿了不知道多少袋，膠鞋穿破了不知多少雙。除卻保護工作，他還在搜集關于長城的民間故事和口頭傳說。

　　張鶴珊說，現在老百姓的長城保護意識提高了，以撫寧縣城子峪長城為例，人為破壞已經不是最主要的，雷擊、樹木對長城的破壞反倒不可忽視。樹根生長會把城墻撐裂開，雨水滲入，樹根進一步發芽生長，對城墻的破壞很大。

　　撫寧是最早實行長城保護員制度的縣份，“我們這批保護員平均都50多歲了，我都60歲了，這不是個小問題。” 張鶴珊嘆了一聲——“青黃不接”。由于每人只能得到每月100元的補貼，已經沒年輕人愿意干了，后繼乏人。

　　事實上，即使是文物系統的“正規軍”，對于長城保護也力不從心。對于動輒只有區區幾個人，工作經費以千元為單位的貧困市縣文物工作人員來說，日常巡查尚且無車可用，資料收集、科學保護、文物調研和執法監督，根本無從談起。

　　“畫地為牢” 的保護工作

　　“‘京津冀一體化’、‘絲綢之路’這些都是近段時間長城問題的背景。”天津財經大學旅游系教授謝芳告訴記者。

　　謝芳尤為注意長城的“跨界”問題。僅以明長城為例，東西橫跨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56個縣域，在行政區劃邊界的長城問題就格外突出。各地政府都借助長城開發，涉及各方的利益問題，如果不能協調統一，很可能會產生糾紛。

　　一個偶然的機會，謝芳了解到美國阿巴拉契亞國家步道系統（又稱游徑系統），謝芳將游徑系統和長城聯系起來，在一次京津冀會議上提出了《京津冀區域長城國家游徑系統協同構建》的設想。謝芳認為：“京津冀長城沿線有著異常豐富的自然與文化資源，通過游徑系統的構建并開發，成為徒步旅游活動的載體，使人們在享受徒步健身的同時，觀賞長城沿線的自然景觀和體驗長城沿線的歷史文化。”

　　可貴的是，身為一名女教師，謝芳堅持到長城實地調研，身體力行，到撫寧縣長城核對城墻寬度，到遷安、遷西調研炸礦問題，到偏關長城、嘉峪關長城考察現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謝芳孤身一人探訪位于北京、天津、河北交界野長城上的三界碑。當天下午，謝芳從山下的一處山村沿小路往上爬，眼看著三界碑就在前面，可小路忽然中斷，眼前就是懸崖，手機也沒有信號，這下謝芳慌了手腳。更令人揪心的是，當時沿路滿地都是手指大小的黑蟲子。

　　回憶起這段經歷，謝芳不禁慨嘆：“這是我實地考察頭一回害怕，當時真是嚇壞了！”

　　多次的實地調研，現有的長城仍有不少問題令謝芳憂慮，例如長城沿線附近炸礦現象以及炸礦帶來的周邊環境污染問題、長城烽火臺遭雷擊現象、長城修復的二次破壞等。

　　真正的長城什么樣？

　　從2004年接觸長城，燕山大學藝術系教授趙善君已經與長城打了十余年的交道了。

　　2013年9月，趙善君在位于德國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政府舉辦了個人畫展，題目就是“水墨長城”。在聊到這場畫展時，趙教授還講了個小插曲。 “當時有個老外問我，為什么你畫的長城和我看到的長城不一樣？”趙善君說，“我跟他說：‘你看的是八達嶺（長城），那是修過的，我畫的才是原汁原味的真長城！’”

　　很多人將長城誤以為是“磚墻”，但是，這類磚墻類型的長城尚不足明長城總長度的3%,許多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八達嶺、慕田峪、山海關等經典點段。由于歷朝歷代在不同地區修建所用的材質不同，加之很多長城自其廢棄之日起就逐步殘損、破敗，并經過數百上千年的風化、破壞。目前，長城的主要遺存面貌，不是像城墻般的整齊磚墻，而是以殘損遺址形態存在。

　　“這種遺址形態，不是保護不力造成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逐漸形成，是長城的歷史形態、自然形態，也是客觀形態，真實形態。”有文物專家如是告訴記者。

　　但是，一些地方并沒有將長城“修舊如舊”，而是破壞了原有面貌，為了追求“雄偉”，建成了新的假古董。其目的也較為明顯，為了開發后作為旅游景區。

　　而在趙善君看來，長城的保護和修繕，不能盲目而為，而是需要政府主導，專家指導。

　　趙善君還承擔了《中國長城志》之《文學藝術卷》美術、攝影、繪畫部分的撰寫。為了弄清相關知識，趙善君時常帶著學生，扛著梯子到群山中的長城敵樓上去拓印門券的圖案。由于敵樓多處海拔高地，風力較大，經常遇上刮風，拓印無法進行，一行人只能無功而返。去年6月份一次考察，突降大雨，響雷在頭頂上炸開，當地長城又無避雷針等設施，這可把趙善君和學生們嚇壞了。

　　這次經歷更讓趙善君堅定了長城烽火臺上應安裝避雷針的主張。可一提此事，趙善君不禁唏噓。原來，早在七八年前，身為當地政協委員的他就在地方兩會上遞交了關于長城上安裝避雷針的提案。可是，市長都換了屆，提案仍沒有著落。

　　談及此事，趙善君感到很無奈，他能做的，只能是盡力多拍片，多寫文章，讓后人知道長城的真實情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即便如此，趙善君還是執著著。“今年年底地方開兩會，我還想再提案，還是關于長城避雷針的。”

　　沒人檢查，就沒人保護

　　自從1984年5月4日踏上長城準備徒步走完長城，中國長城學會常務副會長董耀會就踏上了保護長城的長征之路。

　　1984年徒步考察長城途徑山西時，董耀會一行發現當地一個縣正在“推”長城。問題發現時，長城已經被推倒了60多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董耀會等人趕緊前去制止，可村里不理鄉里不睬，反映到縣里，仍舊是無人過問。直到董耀會等將此事反映到當時的雁北地委書記白興華那里，長城被破壞的情況才得到遏制。令董耀會痛心的是，“推”長城的責任人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不妥，反倒是覺得自己“倒霉”。

　　這一經歷讓董耀會意識到，提高民眾保護長城的意識刻不容緩。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宣傳長城、考察長城、保護長城，也正是為了喚醒民眾去保護長城。然而2002年看到的一幕讓董耀會意識到提升社會保護長城的整體意識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任重道遠。

　　當時董耀會到張家口萬全縣考察，可當地1000多米的長城不僅被夷為平地，甚至已經被挖成了溝。一打聽才知道，原來當地為了修公路，就從長城上扒石塊。一拖拉機的石頭，只賣15元錢，整整拆了兩三個月。今天回憶起來，董耀會仍然痛心不已。

　　董耀會告訴記者，從國家層面來說，現有的長城保護機制不夠完善，并且存在執行不到位的問題。《長城保護條例》出臺以后，本應出臺長城保護總體規劃。因為《條例》是原則性條例，總體規劃才會具體規定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可是現在只有干巴巴的原則性條例，并沒有具體的標準。上級政府沒有規劃，下級各部門也不會去制定標準。

　　“《條例》施行已經將近10年，《條例》規定‘長城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長城保護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但是長城沿線404個縣份有多少真正做到了？”據董耀會統計，比例應在10%以下。“就是因為沒人檢查，沒有人去做。”

　　董耀會說，看到長城被破壞，自己就想管、就要管，偏要較這個勁。誰都知道，跟人較勁是痛苦的。可是——

　　“誰都不去做，誰都不去管，長城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