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旬，一個春雨淅瀝的日子，我們前往方城，拜謁明朝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吳阿衡墓。

方城是個具有英雄氣質的地方。漢代縱橫萬里黃沙、開辟絲綢之路的張騫，現代著名空軍英雄杜鳳瑞，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鮮明的生命印跡。吳阿衡也是方城英雄譜中的一位，他剛烈磊落、智勇兼備，出任薊遼總督，在抵御清兵南侵時，“矢盡援絕，為敵所執”，不懼酷刑，不為利誘，英勇不屈，血灑邊關。當時的人，認為他是與顏杲卿、嵇紹、文天祥“前后爭光”的悲劇英雄。

吳阿衡墓在方城工業園區。與很多地方的新區一樣，這個工業園區路寬人稀。在當地文物保護人員的陪同下，我們順利找到了這座古墓。但眼前的景象令我們有些意外：墓冢已經沒了形狀，兩條新修的路在這里交會，暫時停了下來，如各自再往前修筑，墓冢將被夷為平地，成為十字路口。

問情由，方城縣文管辦主任王海林有些郁悶：“這個墓承載著一種人文精神，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規劃修路時，我們提議錯個20來米，避開了這個墓，誰知兩條路偏偏都沖著這個墓來。現在我們設想建個安全島，修個亭子立塊碑，將墓保存下來。但不知能否被采納。”

王海林說，方城歷史名人中，有墓有祠堂的只有兩位，一個是漢代張釋之，一個就是吳阿衡。兩年前，因房地產開發，吳阿衡祠堂——方城僅存的明代建筑被拆，如今其墓又岌岌可危，這位歷史名人在故土留下的痕跡，很可能將蕩然無存。

帶著無奈和遺憾，我們試圖來了解這位300多年前的英雄。

吳阿衡死在北京墻子嶺一帶，他的墓為何在故鄉？根據史料記載，以及因修路被挖出的吳阿衡及其父墓志銘，我們看到了這位英雄不平凡的一生，也發現一段鮮為人知、曲折艱難的傳奇故事：紅顏知己守墓十年，刎頸之交鼎力相助，最終使英雄忠骨回歸故土。

“相安之地莫如故土”。在中原板蕩的歲月，不避千辛萬苦，讓遺骨歸葬，大約是對這位為國捐軀者最大的慰藉。

名將后裔成邊關重臣

帶著家譜和搜集到的各種資料，吳建松來找我們。初次見面，他有些過于拘謹。按說他不應該有這樣的情緒，他是土生土長的方城人，他的家族在這里居住了600多年，這是他的家園，應該是最能讓他踏實、安寧的地方。

為了保護吳阿衡祠和墓，吳建松已奔波多年，雖心力交瘁，卻也讓他成為家族里最了解家族史的人。談到吳阿衡其人其事，吳建松的臉色放松下來，開始有了神采，他侃侃而談，滔滔不絕。

方城這支吳姓后裔出南宋大將吳璘。吳璘與兄長吳玠俱為抗金名將，他們率部在和尚原、仙人關大勝金兵兀術等部，力保南宋大后方四川安全。論抗金軍功，他們與岳飛不相上下。如今，吳建松們以吳阿衡為驕傲，而少年時代的吳阿衡，則以吳璘為榮。

明朝初年，這支吳姓從陜西乾州遷居裕州（今方城），世為當地望族，至吳阿衡祖父時，家道中落。吳阿衡的父親吳弘道聰穎勤奮，刻意向學，“寒暑宵旦不少倦怠”，因家貧晚上點不起燈燭，他就借住在古廟的偏房，晚上借著神像前的燭光讀書。

功夫不負有心人，吳弘道長大后才華橫溢，文譽鵲起，可惜他差點運氣，屢試不第。失落之余，他決定不再參加科舉考試，將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放在兒子吳阿衡身上。吳弘道是個寬厚長者，卻唯獨對兒子十分嚴厲。在他的嚴格督教下，吳阿衡終于獲得科考成功。

吳阿衡“少有異才，過目成誦”，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他考中進士，與袁崇煥有同年之誼，隨后出任山東淄川、歷城縣令。

在吳阿衡中進士前三年，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勢力不斷坐大，漸成明朝威脅。稍后幾年，各地農民起義風起云涌，明帝國內憂外患，陷入多事之秋。在安享多年和平之后，面對紛繁的戰事，明政府極為缺乏軍事將帥，在各種戰事中表現出色的人，逐漸受到重用，如袁崇煥、盧象升、洪承疇等，本都是進士出身的書生，因展現出軍事才能被起用。吳阿衡也是這批“書生將帥”中的一員。

或許與先祖吳璘有關，吳阿衡“生負奇氣，倜儻磊落，喜談兵”，在擔任歷城縣令時，面對白蓮教大舉進攻，吳阿衡設伏兵，兩面夾擊，獲得大勝，由此引起朝廷注目，皇帝親自賜給他一臺鎧甲，并手書“忠”字賞賜。過去吳阿衡祠堂正中掛一大紅匾，上書“欽頒盔鎧、御賜忠字”，銘記的就是這一榮耀。

此后，吳阿衡先后被提拔為監察御史、浙江巡按、河東副使等職，所到之處，明察公斷，均有出色政績。

在此期間，吳阿衡曾回鄉守孝，適逢有農民起義軍進兵裕州，他們占據了方城山，準備攻打州城。吳阿衡看到家鄉守備松弛，急命建敵樓、造大炮、修城壕，并捐款散糧，募集兵民登城嚴守。農民軍看到該城守備森嚴，“遂去”。故鄉免去了一次兵燹，而吳阿衡“知兵”的名聲，也因此更加響亮。

崇禎十年，楊嗣昌得到重用，提出“先安內然后方可攘外”，專注于“戡平內亂”。用人之際，負責北方防守事務的薊遼總督出缺，朝中群臣公推吳阿衡堪為“北門鎖鑰”，因此崇禎皇帝“擢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級，兼都察院副都御使，總督九省，彈壓山海等關”。

戰和猶豫釀邊關大禍

吳阿衡到任后，訓練士卒，籌集輜重，嚴設壁壘，“以恩結士卒之心，以威懾將帥之氣”，邊關事務一時頗有氣象。

可惜這時候，皇太極攜新生政權的蓬勃活力，已聯合蒙古，平定朝鮮，建立了穩定的大后方，其軍事實力已超越明朝。而明朝內部四處冒煙兒，各地“流寇”越剿越多，成“十年不了之局”。如何既安定內部又防范外患，成為明王朝最大的難題。

當此之時，楊嗣昌被起用為兵部尚書，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的戰略。在崇禎的支持下，楊嗣昌開征“剿餉”，招募士兵，集全國財力、人力攻打農民軍。

楊嗣昌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作戰方案十分成功。不到一年，張獻忠、羅汝才接受招降，而李自成被打得僅剩18人逃入商洛山中。持續十年的內亂，看到了平定的希望。

與此同時，楊嗣昌派人與皇太極議和。明朝與清已交戰多年，對于楊嗣昌來說，議和有著巨大的壓力。

宋與金議和，被后人視為大失策、大恥辱。因此，與后金（崇禎九年改國號為清）的議和，在明朝是大忌諱，太敏感。楊嗣昌的如意算盤，是“緩彼三年不來，賊已平矣”，爭取時間平定內亂。即便如此，議和的話一出口，舉朝嘩然。言官們無視明朝的現實困境，高談闊論，反對議和，楊嗣昌被罵得狗血噴頭，社會上更把他傳為投降辱國的賣國賊、千古罪人。

崇禎皇帝意識到議和是現實需要，但又不想承擔“罪名”，因此在戰與和之間，大明王朝步履蹣跚。他們選擇了一個十分奇怪的議和方式：讓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算命的盲人周元忠向皇太極透露議和口風。

皇太極開始沒把這個算命的當回事，但一些明朝的降官感覺到了蹊蹺：“必奉旨。”于是皇太極認真對待，給他使者待遇，提出議和的條件，類似宋朝對遼、金的歲幣。

周元忠帶回了皇太極的訊息：“如有確議，即撤兵東歸；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

明王朝彷徨猶疑，深陷難題，無法自拔，既沒有能力推動議和，也沒有對皇太極的警告產生足夠的重視。帝國的主力部隊仍集結在西北和湖廣，北部邊防力量單薄。

1638年9月，皇太極索要的銀子沒有送去，于是他起兵南侵，八旗鐵騎如狂風暴雨，攻打到北京密云墻子嶺。這里是北京附近著名的關隘，兵微將寡的明軍，難以抵擋。總兵吳國俊逃走后，貴為薊遼總督的吳阿衡，“調各路軍兵不至”，他能直接指揮的軍隊，只剩下區區數百名親兵。明末清初名士彭而述撰寫的《吳阿衡墓志銘》寫道，吳阿衡帶著這數百人，固守墻子嶺山堡七日。“矢盡援絕，為敵所執”。

清對待被俘的明朝大臣，一般采取各種威逼利誘，務要使其為己所用，因此，一大批明將明臣投降了他們，其中不乏洪承疇等名流。但吳阿衡卻鐵骨錚錚，拒絕投降。他被殺時的細節，史料闕如，已無從知曉，但據彭而述《明吳忠毅公簉室張夫人傳》所言，當戰后親人找到他尸骨時，發現“膝蓋骨刮去，齒擊碎，搖落強半，舌不存矣”。

見此慘狀，他所鐘愛的張夫人“哭伏地，絕而復蘇者再”。正是因為對吳阿衡的事跡深為了解，彭而述將其與顏杲卿、嵇紹等忠烈之臣相提并論。

墻子嶺被突破后，清兵縱橫馳騁，深入內地。慌亂的崇禎，先后急調鎮壓起義軍的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等保衛京師，洪承疇繼任薊遼總督。

顧了這頭兒，另一頭兒又出了事。張獻忠、羅汝才等再次反叛，李自成也重新強大起來。

中原板蕩，回鄉路阻，想讓吳阿衡歸葬，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