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滅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此后兩千多年中，縣始終是封建政權的基層單位，到清代，全國有１５９１個縣。但清朝滅亡百年之后的今天，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曾經是各地最豪華、最醒目建筑的縣衙竟然難覓蹤影，這，從一個側面見證了百年中國滄海桑田般的巨變。地處伏牛山南麓的內鄉縣，卻把縣衙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北京的專家們千里迢迢趕到這偏遠小縣，在這里打量著歷史的背影，把這座不再有縣官、不再有衙役的衙門，譽為“神州大地絕無僅有的歷史標本”。“一座內鄉衙，半部官文化”。盛名之下，各色人等紛至沓來，想從這個窗口回望我們陌生而又熟悉的縣衙，品味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官文化。

    大門：獸頭門環猙獰可怖
　　
    冬日的早晨，記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內鄉縣衙門口。縣衙坐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飛檐翹角的房屋層層疊疊，高低錯落。清晨的太陽從東邊照過來，向陽的屋脊上灑滿了溫暖的陽光，而背陰的地方青磚灰瓦地依然幽暗陰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襯，構成一幅很古典的、立體感極強的畫面。
　　
    說起縣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沒有鄉一級政權機構，縣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機關。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貫》、《卷席筒》、《蘇三起解》等影視戲劇中，見識過不少大老爺升堂問案的場面，所以站在縣衙門口，我有幾分親切感，也有幾分好奇心。
　　
    或許是因為我來得太早了，衙門口行人寥寥，喊冤鼓旁邊，工作人員老王靜靜地清掃著地面。喊冤鼓被柵欄圈著，完全成了景觀，我很想敲幾下找找感覺，可踮著腳伸長了胳膊也夠不著。老王過來攔住我：“這鼓不能隨便敲的，過去沒事亂敲要挨板子的。”棄了大鼓，我拿出手機，聯系“衙門”里現如今的“官兒”———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熱情的徐館長馬上“擺駕出迎”。老徐是這個博物館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對縣衙潛心研究多年。
　　
    衙門衙門，一衙之門先要看個仔細。縣衙大門面闊三間，中間是明間過道，黑漆大門上，一個猙獰的獸頭門環格外引人注目，據說各級衙門的大門上都有這樣一個門環，就連故宮龍頭朱漆大門上的獸頭門環也同樣猙獰可怖。獸頭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兒為什么格外偏愛這“動物兇猛”？徐新華說，實際上，衙門的“衙”通牙齒的“牙”，原意是指帶有獠牙的門。在尚武的唐朝，衙門和牙門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們逐漸不知道牙門為何物了，但門上猙獰的獸頭卻保留了下來。在古代，衙門是官府和權勢的象征，猙獰的獸頭體現了政權的強制性特征，說白了，就是用這個嚇唬老百姓，制造森嚴壓抑的氣氛，讓老百姓望而生畏。門房的東間前置喊冤鼓，供百姓擊鼓鳴冤之用；西間前有兩通石碑，分別刻著“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字樣。越訴就是越級告狀的意思，在古代這是影響縣官政績的事兒，所以大老爺在衙門口立下石碑，明文規定越訴要打５０下屁股。
　　
    古代有俗話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當時人們在走進衙門時總是很猶豫，這里是人們不得不依靠的國家機構，可里面又隱藏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齷齪。別的不說，就是打板子時這板子的輕重差別可就大了。有記載說，在內鄉縣衙大堂上，時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過去人說“天下衙門深似海”，不光說的是衙門規模大房子多，更是說里面人精多，門道多，竅門多。
　　
    現如今的內鄉縣衙也是“無錢別進來”。因為這是全國保存最完好的縣衙，又是全國第一家衙門博物館，進這個門要３０元錢的門票。即便如此，這里還是人流不斷，除去手持各種“條子”免費的，博物館每年的門票收入還有一二百萬元，在內鄉這樣的山區縣，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儀門：禮儀之門規矩繁多
　　
    在內鄉縣衙走了一圈，最讓我感到別扭的，是儀門；最讓我慶幸沒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縣衙轉悠，明顯感覺到門多，過一道門又一道門，讓人感嘆庭院深深深幾許。儀門是進了衙門后的第二道正門，這個建筑沒別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門和大堂之間多設一道門。
　　
    儀門，取“有儀可象”之義，是一道禮儀之門。門修得很寬敞，但好好的門平時緊閉著，不讓人走。從此經過要走兩邊低矮的便門，并且兩邊的便門很不相同。西側的便門稱“鬼門”，也叫“死門”。“死門”平時關閉不開，只有在處決死刑犯前，才打開這個門，把死刑犯從這個門里拉出去行刑。因此舊時處決犯人也叫“出西門”，有上西天之意。東側的便門稱“人門”，也叫“生門”，這才是供人們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寬敞的儀門一般會開幾次，比如逢著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級、上級官員來訪，縣官就會下令大開儀門，自己也整冠出迎至儀門之外，大門以里，賓主從儀門而入（賓走西階，主走東階）。大堂如有重大慶典、禮儀活動或審理重大案件時也大開儀門，讓百姓人等從中門而入，到大堂前參加慶典或觀看縣官審案。
　　
    聽著介紹，我不禁感嘆古人的規矩太多。縣衙博物館專門研究官衙文化的劉鵬九先生笑了：“細說起來規矩才多呢！你們年輕點的才不耐煩呢！”劉先生說，下級官員初次拜見上級官員要身著公服，從儀門東側的便門進來，到長官面前要先將寫有自己職銜、履歷的名柬交上去，口稱“卑職給大人請安”，行半跪禮。人家請就坐，還要謝座。就坐后，側身面向“領導”，取半坐姿勢，回答領導第一句話要起立作答，等領導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談話要結束的時候，侍者會端茶過來，但這茶千萬不能喝，這是領導表示“你該走了”，即所謂“端茶送客”，這時不立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在清代的官場，這句話可真是一點不夸張。

    大堂：刑具多多氣氛森嚴
　　
    進了縣衙大門，百米長的青石甬道穿過儀門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縣衙中軸線上的三大主體建筑，都建在高高的臺基上，顯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個衙門的中心建筑，最為壯觀。大堂面闊五間，高１１米多，建筑面積２４８平方米。大堂上方懸掛著“內鄉縣正堂”行楷金字匾額，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聯，上聯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聯是“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知縣掌握著一縣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權，這幅清代名聯是大權在握、缺少制約的官員對自己的告誡。
　　
    大堂是知縣發布政令、舉行重大典禮、公開審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們最為熟悉、在電視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內鄉縣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閣，是為知縣審案設的公堂，內有三尺公案，上面放著驚堂木、文房四寶及紅綠頭案簽。紅頭簽為刑簽，是下令動刑的；綠頭簽為捕簽，是下令捕人的。當這簽擲地有聲的時候，便意味著一項重大案件正在審理的過程之中，馬上就有人要皮開肉綻或被捉拿歸案了。看看內鄉縣衙大堂的架勢，或許能讓我們感覺到古代官衙的嚴刑峻法。
　　
    暖閣正面屏風上繪著海水朝日圖，寓意是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頭，照例有“明鏡高懸”的匾。
　　
    暖閣前地坪上保留有兩塊青石板，東為原告石，西為被告石。兩塊石板上現在留有四個明顯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蓋磨出來的。暖閣外兩側分別擺放著堂鼓、儀仗及刑具。東側的刑具架上，擺著１０多根黑紅各半的水火棍，據說黑色象征水，紅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為和國家的法律猶如水火互不相容。細看起來這些刑具很有講究，有比較細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寬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來自然輕重大不相同。
　　
     據介紹，古代司法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息訟，不主張打官司，所以有“入門三分罪”的說法，原告、被告都要長跪在堅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時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實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據說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發明的，唐以前刑罰沒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當場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張針灸圖，發現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開恩下了圣旨，從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則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來，西側的刑具更可怕，墻根擱著夾棍，墻上掛著拶子。夾棍由三根木頭做成，俗稱“三木之刑”，是在審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時，對證據確鑿而拒不認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據說上了夾棍疼痛難忍，手上加點勁就會夾斷腿骨。拶子是為女犯人準備的，是專夾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讓人痛徹骨髓。古代男人勞動主要靠腿，女人勞動主要靠手，所以夾棍和拶子這樣的刑具破壞的都是人的勞動能力。即便是在殘酷的古代，使用這樣的刑具也必須稟告上級，驗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對同一個犯人使用不得超過兩次，否則就按酷刑逼供論處。
　　
    審案時，堂役擊堂鼓三聲，三班衙役兩廂伺立，齊聲高叫升堂，知縣身著官服從暖閣東門進來，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帶上來，分別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時也擊鼓三聲，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可見衙門文化的影響。
　　
    明清兩代，知縣很講究大堂辦事，為的是能“日與百姓相見”，加強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對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對眾杖之”，甚至“示以不測之威”，以懲一儆百，教育多數百姓，由此可見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后，還有二堂三堂等主體建筑。二堂是知縣預審、初審和調處一般案件的地方。知縣在此恩威并施，對當事人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倫理思想教育，通過調解，征得雙方同意，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目的。
　　
    三堂是知縣日常辦公、接待上級官員和商議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機密和不宜公開的隱私案件也在此審理。三堂的內部格局與大堂、二堂迥然不同，東邊兩間為接待室，西邊兩間為知縣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兩邊是東西花廳院，是知縣及其眷屬居住的地方。后面為縣衙的后花園，供知縣賞心悅目、陶冶性情。

    (2)

    “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全國各地的衙門蕩然無存了，可對于古代衙門黑暗的這種嘲諷，我們至今耳熟能詳。封建時代的吏治時好時壞，但歷朝歷代的貪官污吏都不在少數。中國人堅信“有理走遍天下”，可就是到了衙門口的時候信心就不足了，古代大大小小的衙門到底怎么了？仔細看看內鄉縣衙或許能明白點什么。
　　
     “邑令催科無去處，班頭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學家史樹青先生這兩句詩我早就看過，原來覺得很是風趣，但到了他所吟詠的地方，才感覺到一種詠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時間，這個時候衙門里上上下下都該忙碌起來了，可現在眼前既沒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來回穿梭，也沒有留長辮穿長袍表情忐忑的圍觀百姓，更沒有喊冤鼓驟然敲響的悲憤和板子落下時的凄厲呼號……歷史已經遠去，往日不會重現，舊日的喧嘩已經被現如今的寧靜所代替。衙門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縣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個供人觀賞的“標本”。

    三班吃陋規 六房收黑錢
　　
    內鄉縣衙長方形的大院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這些四合院各自功能不同。儀門東側的一個四合院，是皂、壯、快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皂班值堂役，負責站堂；壯班做力差，負責內勤；快班做緝捕，負責抓人。這些人統稱為衙役，是古代最基層的“執法人員”，跟老百姓接觸最多，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衙門的“形象”。
　　
    進了儀門，兩側分列著吏、戶、禮、兵、刑、工六房。這六房與中央政府的六部相對應，內鄉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通俗地解釋說，吏房相當于現在的組織部，戶房相當于現在的財政局加民政局，禮房相當于教育局，兵房則是武裝部，刑房相當于公安局加司法局，工房則是城建局和水利局。每房有書吏２～３人。
　　
    別小看了三班六房，《水滸傳》中的及時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等，在上梁山前都是在縣衙的三班六房上班。
　　
    從現存的建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一個縣的行政機構基本都集中在了縣衙，全部行政管理人員大約有１００多人。依清代官制，縣令為正七品，縣令以下，有八品、九品的縣丞、主簿、巡檢、教諭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官。但根據制度，全縣“吃皇糧”的朝廷命官只有十來個人，其他職能部門如三班、六房等吏、役都無品級，不在官員之列。
　　
    六房的書吏大多讀過書。他們大都是科場失意后，通過招募考試成為吏員的。書吏們是衙門的文職辦事員，沒有俸祿，合法的收入是很少的紙筆費、抄寫費和飯食費。知縣是一縣之尊，還有縣丞和主簿輔佐，但他們都是外地人，對本地情況不熟悉，也不可能勝任衙門內的全部事務。在衙門中真正辦事的是這些書吏，他們承攬了衙門的全部事務，因此獲得了權力，所以有“清朝與胥吏共天下”的說法。
　　
    衙役們享受國家“工食銀”，每年六兩或二三兩不等。但他們社會地位低下，《大清律例》把他們貶為賤籍，其子孫三代不得入仕做官。很多家族規定嚴禁其子孫充當衙役。
　　
    衙門里有大批這種手中握有權力而心理很不平衡的人，于是“吃陋規、收黑錢”成為衙門公開的秘密。所謂陋規，是歷來相沿的不成文規矩，不合理不合法，但大家習以為常。按照清朝有關規定，六房書吏任職不得超過五年，但實際上很多書吏世代相傳，他們對衙門內情況極為熟悉，營私舞弊很有一套，處處變著法盤剝百姓。對于進衙門打官司的百姓，衙役和書吏們用各種招數敲詐勒索。高高在上的縣官對此也很清楚，但卻無法根治，“任憑官清如水，無奈吏滑似油”，說的就是衙門的這種弊端。
　　
    “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積弊多多的衙門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進來，就很難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訟歌》曾廣為流傳，專說衙門中人如何“索錢有方”：
　　
    “聽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奉票有逢簽，鎖也要錢，開也要錢。地鄰干證車馬連，茶也要錢，酒也要錢。三班丁書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錢，抄也要錢。”
   
    千里去做官 為的銀子錢
　　
    《十五貫》中的胡來胡知縣有段很精彩的唱詞：“兩個老婆來告狀，我一人罰她倆雞蛋；兩個鐵匠來告狀，我一人罰他兩張鐮。”《竇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場白就是：“我做官的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來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開庭審問時，太守見張驢兒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屬說：“他是告狀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戲劇是夸張的，這樣不要一點體面的貪官兒可能并不多見。衙門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戲劇中“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唐成不用說，放浪形骸的鄭板橋當了縣官，曾做詩說：“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其關心民間疾苦之情殷殷。當然，極好和極壞的官兒都是少數。封建時代官場廣為流傳的“千里去做官，為的銀子錢”（另一個版本是“千里去做官，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員真實的心態。
　　
    古代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須到離自己家鄉５００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內鄉的幾百個縣官沒有一個是本地人。離開家鄉幾百里甚至千里之遙去做官，目的是謀得終身吃穿，所以才會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有人算過一筆賬，知府每年的俸祿為１０５兩，養廉銀每年４０００多兩，三年的合法收入是１２３００多兩，一位清正廉潔的知府，怎么會掙到１０萬兩雪花銀呢？原來還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過年過節、婚喪嫁娶還有拜禮、賀禮等，算下來每年可得數萬兩，這樣一個任期下來，十萬銀子就到手了。當時人們對官吏廉與不廉有這樣的區分標準：“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為了使官員清廉，清朝獨創了養廉銀制度。當時官員的俸祿很低，七品官年薪４５兩銀子，每月合３兩多。按當時一般官吏的生活標準，３兩多銀子只夠五六天的花費。于是地方官在收稅時普遍加收所謂“火耗”，來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這些“火耗”全部收歸國有，然后再從中拿出一部分做養廉銀，把官員的這部分收入合法化。當時縣官的養廉銀在每年１０００兩左右。但養廉銀也不能遏止貪污索賄之風。
　　
    清朝的官員中，還有不少是捐納得的官———根據當時的制度，士民向國家捐資納粟，就可以取得官職。皇帝通過捐納來增加國家收入。捐納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最早出現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２４１年）。到西漢時，捐納已經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買到相當于縣令的官職。東漢靈帝賣官明碼標價，張榜公布，現錢交易者還可以優惠。此后歷代都有賣官之舉。到清代，捐納風更盛，康熙時出銀４０００兩可捐一知縣，以至全國捐納知縣達５００多人。道光時捐一知縣的價碼跌到９９９兩。按照捐納制度，士民不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虛銜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錢捐官的人大都是“將本求利”，當上官后很少有不魚肉百姓的，他們中飽私囊，殘民害政，更造成衙門的嚴重腐敗。
　　
    捐納知縣手下的師爺，往往都是知縣借貸金店銀號的銀兩時，金店銀號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東代表”。這種人惟利是圖，最會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知縣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