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鵬：讀者已經形成閱讀習慣了，或者有閱讀的預期在里面。就像您說的，現在在做網絡媒體我感覺到，大家獲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越來越多樣化了，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除了每天看發生了什么事之外，還是有很多人更想了解這個聲音意味著什么，對我代表什么，對我有什么影響，我怎么去看這個事，這些成為很多讀者的需求。從這種意義上講，評論的份量，觀點性內容的提供就變成很重要的課題。

　　吳海民：對。評論是媒體影響力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為什么重要呢？因為它能夠從思想上左右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判斷，而且由于這些評論所代表的是媒體機構的立場、觀點，就更能夠形成影響力。同樣是一篇評論，講了這么一個觀點，如果你從個人博客當中發出的，當然有些意見領袖也很有影響，但他畢竟是個人意見。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媒體，這個觀點是京華時報講的，代表一個新聞機構的立場，它就更有力量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評論上不遺余力在做，而且下一步還要再加強。比如說財經評論，我們現在是每天在財經版頭版做一個資本論，每周有一個評論專版，下一步就是每天有一個評論專版，財經評論要做評論專版，讓各種觀點在《京華時報》的各個版都能夠散發出來。

　　影響力第三個方面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這個問題稍微敏感一點，但是我們認為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運用媒體的力量對社會，對政府事務，社會事務及其他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進行主動干預，促使他們沿著法治的軌道和公共準則運作的一種特有的權利，這是媒體特有的權利，也是擴大媒體影響力的利器。我們現在的監督應該說也是一個體系，包括黨內監督，人大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等等，這是一個監督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輿論監督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輿論監督有它特殊的辦法，比如說它特有的公開曝光，公開批評這種方式，能夠產生很強的影響力，甚至是一種震懾力。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媒體都不能放棄這個批判的武器。如果一個媒體放棄了輿論監督，缺乏批評精神，失去報道中和評論中應有的鋒芒，那就很難談得上影響力了。在這個問題上，《京華時報》是非常堅定的，是一貫的。昨天我們在審片，就是《京華時報》十年的視頻，我們自己制作的，這個視頻回溯了《京華時報》的創刊號，創刊號的頭版頭條是什么？就是輿論監督，密云水荒問題，在當時是北京各個媒體都不敢報的題材，但是又影響到整個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所以《京華時報》創刊號第一篇報道，第一個頭條就是輿論監督，一直堅持到現在，我們覺得應該代表市民，應該反映他們的呼聲，關心和維護他們的利益，應該替他們說話，對不公正的事情，我就是要打抱不平，對錯的事情，我敢于講，讓你改正。剛才我講評論的時候，講到我們的九評地鐵禁報令，那是非常典型的，我認為這是中國媒體輿論監督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曾經想讓評論部把報道的整個過程寫出來，這是非常有趣的。北京市一道禁令，不允許地鐵一號線、二號線賣報紙，這種事情固然有它的理由，就是交通擁擠，影響秩序。但是地鐵本來是公共場所，也是一個文化場所，你走遍世界，哪個國家地鐵不賣報呢？我到日本去，大家都坐在那里看書看報，到歐洲去更是這樣。歐洲這么多年來，報業的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地鐵報。你說在中國的首都不讓賣報，這個事情我認為明顯是錯的。問題是你要是真的為了維護安全、緩解擁擠，咱們也能理解，問題是它還留了尾巴，即只允許一個報紙賣，就是娛樂信報，這就不公平了，如果說這份報紙與北京市沒有關系，也行，但是恰恰這份報紙和自己有利益關系，這就太失公平了。所以《京華時報》在這些問題上，不管你是哪個高層做的決策，堅決要進行監督。所以當時我們派出記者到現場，進行了詳細地調查和報道，同時發評論，九評，一直評到你收回成命為止。從第一天起就把九評的題目都擬訂好了，我當時估計九評能解決問題，事實就是這么巧，當第九評出來的當天下午，北京市緊急開會，廢除了這道禁令。我認為這就是輿論監督的力量。

　　周曉鵬：我國現在到了所謂的社會轉型期，很多決策在制定的時候，有考慮不周全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更需要媒體通過輿論監督，去彌補或者扭轉政府在決策中沒有考慮到的東西，就像您講的地鐵報的問題，比如政策怎么出臺，為什么以這種方式出臺，如果出臺的話，應該是什么樣的法律體系的制作過程，是不是需要傾聽民眾的意見之后再做決策，可能在這些方面政府沒有考慮周全，一個決策可能很匆忙地出來了，在這個過程中，就需要媒體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把一些問題扭轉過來，或者至少引發大家的思考和討論，這就是輿論監督的力量所在。

　　吳海民：媒體對政府事務的監督，可以讓政府避免犯更多的錯誤，或者犯了錯誤可以修補。最近這一段時間，比如說從去年底開始，北京的限購、限行是影響所有市民一件大事情，《京華時報》在這個事情上，不遺余力，連篇累牘地報，這有個好處，就是讓公眾知道決策者怎么想的，決策是怎么出臺的，再一個就是及時反饋公眾的意見，讓你在聽取意見當中，最大限度地吸取公眾的意見，少犯錯誤，使出臺的政策更嚴謹。

　　周曉鵬：包括北京停車費漲價的問題，一方面停車費漲價了，另外一個很多地方花了錢也不能停車，這就能看出來，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政府有很好的初衷，但是在做決策的時候沒有考慮周全，需要媒體的力量，讓其在政策上有很好的彌補和修正。

　　吳海民：這方面《京華時報》發表的評論太多了。包括今天發了代駕的評論，代駕現在很混亂，由于限行，由于酒后禁駕，代駕變成大產業，每年收入大概六個億左右，管理沒跟上，有一系列的問題，《京華時報》今天評論就講這個事情，應該有輿論監督在其中。這是影響力的第三個方面。

　　影響力第四個方面，要在一些主題策劃上下功夫，主題策劃其實是組織受眾廣泛參與，深度互動的一種活動，它本身也是擴大媒體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媒體不僅僅是信息的傳遞者和新聞的發布者，《京華時報》還強調應該是社會活動的動員者和組織者。我們不僅要通過新聞報道來幫助受眾認識社會，而且我們有必要通過開展這些活動，重拾改造社會的實踐。在這方面，我們也是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我們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綜合治理辦公室聯合開展平安社區的評選，這是全市性的活動，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事情，過去大家都是單位人，現在變成社區人，社區的安全問題，社區的文化問題，社區的秩序的問題，社區的物業保障問題等等問題太多了，牽涉到每個人，社區又是管理的盲點，行政力量達不到，這個時候我們媒體應該起作用。所以我們提出來以后，得到市領導、公安局領導高度認同，我們去年在全市范圍內開展這個活動，非常踴躍。投票的人是200多萬，最后評出了50個平安社區，平安社區活動最后是北京市常委、公安局長傅振華出席，和我們一塊授牌，非常隆重的一個儀式，這個銅牌都寫著京華時報的名字，掛在各個社區。去年是首屆，今年要搞第二屆，要比去年規模還要大，除了平安社區以外，還要評最佳片警，最佳物業，這樣直接來改善我們社區的管理。我覺得《京華時報》作為媒體，應該多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一個活動和讀者的生活有關的，比如說我們搞《京華時報》的歡樂購車季，這是和新浪一塊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