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與藝術家的沖突

    王實味的雜文的核心命題簡單地說就是政治家（工農干部、政治）與藝術家（知識分子、藝術）的諸種關系問題。

    首先，它諷刺、暴露了某些工農干部（政治家）對青年知識分子缺乏愛護、理解及其在生活中搞特殊化，缺乏民主、平等意識。某些"大頭子"、"小頭子""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差不多漠不關心"，"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把青年知識分子對延安的缺點提意見，說成是"牢騷滿腹，到處發泄"；當"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時，"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為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建立"干部服小廚房"［１］階層。

    其次，它暴露了某些工農干部（政治家）的言行不一致及其文過飾非的錯誤。某些工農干部（政治家）動不動就說知識分子（藝術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某些政治家面對批評，以"我們底陣營存在于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及其"天塌不下來"，"媽底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２］等言論來文過飾非。

    再次，它高揚了藝術家在對于政客及其陰暗面斗爭中的偉大作用與勇氣。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瘋狂"的自信，揭露某機關曾有某藝術家因寫了《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的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于半狂狀態"的事件，并且揭穿了某些政治家認為"我們延安并沒有等級制度"的謊言和否定了某些政治家認為"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３］三種理由。較為系統、辯證而又有所強調地從事業組成、個性特點、著眼點、優越性、局限性、艱苦性等幾個方面，對比、探討、評價了政治家與藝術家之間的異同關系，指出："政治家底工作與藝術家底工作是相輔相依的"，"偉大的藝術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政治家"，并向藝術家同志們發出呼聲："更好地肩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著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特別在中國，人底靈魂改造對社會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僅決定革命成功底遲速，也關系革命事業底成敗。"［４］它還號召藝術家（知識分子）們："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要積極起來呵，同志們，睜大眼睛來辨正邪。到處扶持正氣，打擊邪氣"；"在這個斗爭中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５］

    周揚的《王實味的文藝觀和我們的文藝觀》一文指出： 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問題"［６］。這里雖然有把王實味討論的政治家與藝術家的關系問題置換成政治與藝術的關系問題，因此有不完全符合《政治家·藝術家》內容的實際之處，但是它又確實是抓住了王實味雜文的核心命題之所在。

    王實味雜文中的核心命題與毛澤東原先批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曾說過："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干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７］1942年2月2日，《解放日報》為了配合毛澤東前一天在中央黨校所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發表了同名重要社論，在社論中再次批評了宗派主義"對于黨內同志則輕視疏遠，少團結，少幫助。對于黨外干部，則少了解，少關心。對'三三制'的實行，又是不堅決、不徹底"的種種錯誤表現。

    那么，王實味的雜文又為何會成為文藝整風的批判對象呢?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它們的語言太尖刻了。如果我們引述幾段毛澤東當時的演說和文章的語言，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王實味雜文的語言并不算太尖刻。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的演說中說："只要你認得了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個什么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晃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么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處呢?"［８］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寫道："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都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幼稚可笑。""我常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么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90%以上……全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里有成堆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潢美麗，自賣自夸，只此一家，并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里面盡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亦可謂慘也已矣!"［９］

    眾所周知，促使對王實味雜文被批評升級成為文藝整風的整肅重點對象，是源于王震、賀龍、朱德等幾位政治家的批評意見及其批評意見得到毛澤東的采納和支持。

    3月下旬，王震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之約，來到中央研究院觀看壁報，王震看完后極為不滿地大聲罵道："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后方吃飽飯罵黨!"［１０］他到《解放日報》社找博古提意見，并在3月31日中央辦公廳召開的《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和賀龍一起批評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

    我們認為將軍、總司令對王實味等人的雜文如此發火的主要原因有：

    一、 軍事家與雜文家對延安生活的思想感情、觀照方式不同。軍事家深感延安抗日民主根據地是眾多革命將士用鮮血和生命建成與保護的，這里的一切都來得極為不易，哪怕存在某些缺點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賀龍直接對寫過"暴露黑暗"作品的人說："我們在晉西北，是這樣對軍隊講的：'你們在這里有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延安。'你們這些人卻說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們就要'班師回朝'了!"［１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三次會議上，朱德的發言中也說："有的同志覺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實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這已經是天堂啊。有的同志說，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東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啊。"［１２］

    二、 軍事家在長期的軍旅生活中形成了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部隊的極為嚴格、惟命是從的管理方式，使得軍事家們難于理解雜文家所倡導的民主與自由的精神和"槍口對內"與"暴露黑暗"的方式。為了保證部隊的革命戰斗力，共產黨在軍隊中實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第一條即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在部隊中最為流行的話語便是："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1937年8月1日頒布執行的《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就強調指出："對于黨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