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制和民主運用的伸縮性，應有正確的解釋。防止極端民主化的發生，防止把黨內的民主用到軍事上去，以致影響到指揮員的威信。"［１３］因而"暴露黑暗"所體現出的民主意識與方式在部隊中是明令禁止的。歐陽山尊親眼目睹了賀龍的一次罵人： 在1941年紀念"八一"的晚會上，演出節目之前連隊間互相點名"啦啦"唱歌，一個文化教員"啦啦"到賀龍的頭上："歡迎賀司令員唱歌!"賀龍站起來說："打仗我行，可是不會唱歌，請你們原諒!"可那個文化教員卻發動了更多的戰士"啦啦"賀龍唱，并鼓動說："賀司令員不唱大家說行不行呀?"賀龍再次站起來說："我真的不會唱歌，還是同志們唱吧。"沒有想到那個文化教員竟然說："賀司令員唱不唱請群眾決定，贊成司令員唱的舉手!"有一部分戰士附和地舉起了手，賀龍勃然大怒，在桌上猛拍一掌說："豈有此理!司令員干不干什么要用舉手表決?這是部隊!不能搞這套極端民主!"賀龍的話將大家都鎮住了，全場寂然無聲。［１４］

    三、 軍事家從實用主義的觀念出發，要求藝術家一切為戰爭服務，對于雜文家強調文藝的反功利主義深表不滿。抗戰初期，被派往前方部隊實習的各批魯藝學生在實習期滿后，大多被挽留甚至被扣留在部隊，不讓他們回校繼續學習。1942年賀龍回延安后，就公開地對周揚表達了他對延安文藝界提倡關門提高與反功利主義的抗議，他到"文抗"去拜訪作家們，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歡迎他們到部隊中去。

    在這場藝術家與政治家的矛盾沖突中，評判者自然是既分管文藝界整風，又集黨權、軍權于一身的毛澤東。毛澤東雖然在1941年9月10日的高級干部整風中曾說過"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１５］等被認為是替知識分子、文學家討公道的話，但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中的杰出代表，在他所構建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宏大國家機器中，文藝家只能是國家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在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大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就充分地表現出"文"是從屬于"武"的。［１６］毛澤東在紀念"一二·九"運動4周年的大會上又說："如果知識分子跟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結合起來，就是說，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起來，那末，事情就好辦了。……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桿子也是無用的。"［１７］毛澤東常常告誡大家："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干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１８］

    在毛澤東的眼中，即使同樣是寫文章，政治家的文章也是比藝術家的文章顯得更為重要的，因而政治家為了寫更為重要的文章，是可以允許其享有些特殊化的。在1942年2月間的一次會上，毛澤東對陳伯達、丁玲、艾思奇等人說："你們大多數晚上都點油燈，只有陳伯達、艾思奇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晚上才點蠟燭。我晚上在窯洞辦公要點兩只蠟燭，如果你們來個平均主義，只許我點一只蠟燭，也不合理。"［１９］4月13日，毛澤東在跟魯藝的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等人談話中間，突然指著辦公桌上的一盞煤油燈說："我毛澤東，也就是有這么點特殊照顧嘛。"他接著說某某作家說延安也有不平等： 為什么毛澤東點煤油燈，他就沒有煤油燈?毛澤東又說："這要看誰寫的東西重要了。"毛澤東笑了笑又說："我就說，我當然說我寫的更重要，這盞燈就是不給你某某人用嘛。"［２０］對于毛澤東來說，"軍事戰爭，政治革命，是他認識、處理、解決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的出發點、立腳點和歸宿點"［２１］。

    所以，當讀到《野百合花》三、四節后，毛澤東的反應異常強烈："曾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作出深刻檢查。"［２２］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王實味的"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中的話語嚴重地刺激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從4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就愈來愈喜歡講'天塌不下來'，在形勢緊張、中共面臨困境時，毛愛談'天塌不下來'；在聞知黨內外有不滿意見時，毛更愛說這句話：'有意見，你讓人家講嗎，天又不會塌下來!''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天塌不下來!''我勸同志們硬著頭皮頂住，地球照轉，天塌不下來!'"［２３］當王震向毛澤東匯報了壁報的情況之后，毛澤東便在警衛員和中央研究院領導的陪同下，于4月初的"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馬燈和火把照明看《矢與的》墻報"，"毛澤東看后說：'思想斗爭有目標了，這也是有的放矢嘛!'"［２４］墻報上王實味的《零感兩則》與《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兩文中的"我們底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黨，因為有些邪氣家伙正在那里打著反邪氣的旗幟，企圖打擊中傷比他們正氣得多的人，雖然，這些人本身也不是毫無邪氣"；"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羅織?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綱［剛］的硬骨頭!""王實味充分自信，他的骨頭從未軟過，而且不比任何人軟!"等等話語，再一次使毛澤東感到證明了自己原先對《野百合花》的基本判定："《野百合花》這里邊有文章"［２５］。事實上，毛澤東等政治家與王實味等雜文家對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早在1938年11月6日閉幕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明確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毛澤東等政治家對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是有實用性前提的，而王實味等雜文家對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則更多地體現為"理想主義"或"應當如此"的文化性色彩。毛澤東這時意識到自由主義造成了"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２６］。認為王實味與其他偶犯錯誤的雜文家不一樣，"至于某些時候，或者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屬于部分的性質，這樣的問題好解決，都不是什么嚴重的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２７］投了政治家贊成票的毛澤東，為了使他的這一舉措能夠得到其他人的同意和理解，曾對此進行了自圓其說的解釋："最近一個時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學作品--當然只是一部分，發生了一些問題。有些同志對一些事情不滿意，提出一些意見，這些問題的提出都是對的，提出這些問題證明了什么，證明我們的同志不愧為一個政治戰士。雖然我們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們的政治嗅覺相當靈敏，什么風氣不好，我們一嗅就嗅出來了。"［２８］

    多種因素鑄成悲劇人物

    據胡喬木回憶，在當時"王實味不代表整個文藝界。盡管《野百合花》引起很大爭論，比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爭論得更尖銳，但《三八節有感》，在文藝界有相當代表性"；胡喬木還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當時主要是圍繞兩個人，頭一個是蕭軍，然后是丁玲，還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牽進去了。斗得相當厲害"［２９］。而且，"從藝術力量上來看，王實味的兩篇雜文在那次文學新潮中無人堪比。但是，若是從他所提供的思想、意識上的某些方面來分析，比起他的同道來，也的確找不出太多的新識卓見"［３０］。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實味成了文藝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