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從文人的知名度與地位、文人面對批評的態度和文人跟自我與他人的"錯誤"思想斗爭這三個方面，把王實味與丁玲、蕭軍、艾青、羅烽等同樣在文藝界整風中受到批評的雜文作者進行縱橫比較、審視，就能夠揭示王實味何以會成為悲劇人物的原因。

    首先，我們從當時同樣被批評的文人的知名度和地位方面來考察。雖然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中，就開列了王實味的本名和筆名；王實味在赴延安前，創作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4篇短篇小說，翻譯出版了外國小說、戲劇100多萬字。但王實味1937年10月進入延安后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作為堂堂的北大肄業生、知名的作家、翻譯家的王實味，卻只被分配到陜北公學的普通班去當學員。似乎只有洛甫注意到王實味的英譯水平，因而點名調王實味到新成立的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王實味雖有"文抗"會員的會籍，但在延安文藝界并沒有多少知名度，連當時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中央出版局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的博古，都不知道王實味是何許人也，"《野百合花》發表以后，第一個向文藝欄提意見的是社長博古（秦邦憲）。見報的次日上午，博古來到編輯室，問陳企霞：'王實味是哪里的?'企霞說：'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特別研究員'。"［３１］

    丁玲曾以成名作《莎菲女士日記》等享譽文壇，擔任過"左聯"黨組書記、左聯機關刊物《北斗》雜志主編，是第一個從國統區奔赴延安的著名左翼作家，中共中央以中宣部的名義，高規格地舉行了歡迎會。丁玲隨紅一軍團上前線后，毛澤東曾用電報發給丁玲一首詞： 《臨江仙·給丁玲同志》。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贈給作家的詞作，詞中高度贊譽了丁玲來到蘇區的重大意義。20世紀30年代末，生活書店在向讀者介紹丁玲主編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時稱："丁玲女士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女戰士之一。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她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在山西等前線，作艱苦的斗爭。"［３２］在延安整風之前，丁玲就已經成為延安文藝界跟周揚平分秋色的兩位領導人和"高級干部"之一。如果將丁玲這位不僅是延安文藝界的臺柱之一，而且在全國有如此重要影響的女作家樹為文藝整風的典型來批判，那無疑會產生很不好的政治影響，并且容易成為敵對政治勢力攻擊延安中共"迫害"著名作家的口實。因此，在一次毛澤東主持的中央高級干部學習會議上，毛澤東在總結發言時，把《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及其作者丁玲與王實味作了區別，保了丁玲。［３３］

    蕭軍因1935年8月出版由魯迅親自撰序推薦的表現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斗爭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而贏得了"抗戰作家"的榮譽。早在1937年延安陜北公學召開的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他對魯迅最早的和惟一的"專論"式講演《論魯迅》，其中共引用了魯迅的三篇文章，一篇就是魯迅1934年11月17日《致蕭軍、蕭紅》，由此可見蕭軍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有著不一般的地位。蕭軍在延安不僅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理事，擔任了文藝月會的干事、《文藝月報》編輯、魯迅研究會主任干事和《魯迅研究叢刊》的主編等要職，而且與毛澤東深交為朋友，毛澤東不但多次給蕭軍寫信，還多次挽留準備回重慶的蕭軍留在延安，這在延安作家中是少見的。

    艾青早在1934年5月，就以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譽滿全國詩壇。第一部詩集《大堰河》的出版，奠定了艾青在中國新詩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紀30年代末，艾青成為中國詩壇繼郭沫若、聞一多之后推動一代詩風的重要詩人。"皖南事變"后，艾青、羅烽等人是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和經濟資助下奔赴延安的。到達延安后，不僅張聞天和凱豐設宴歡迎艾青等人，艾青還獲得了以兩個窯洞安家的特殊待遇，而且被選為《詩刊》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候補理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邊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等。

    羅烽雖然在創作的知名度上不如丁玲、蕭軍、艾青等人，但他曾任哈爾濱東區宣傳委員、中共滿洲省委候補委員，負責北滿的文藝運動，曾是以舒群、蕭軍、蕭紅等為核心的"夜哨"作家群政治上的"靈魂"。赴延安后，羅烽既是"文協"的專職作家，又是中共文化藝術工作的重要組織領導者之一。負責辦起了"星期文藝學園"，培養了一批文學青年，他還被選為獨立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第一任主席，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

    毛澤東在文藝整風中"希望有兩種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壞的"［３４］。那么，如果需要在上述五人中樹立一個最壞的典型而又能使產生的負面影響最小，那么這個人就必定無疑的是王實味。

    其次，我們從當時同樣被批評的文人面對批評的態度方面來考察。丁玲在中央高級干部學習會上被批評后，第二天就特地主動登門去找賀龍認老鄉，聆聽意見。第三天，賀龍跑到"文抗"來回訪、勸慰丁玲，丁玲再次向老鄉說，自己昨天去找他，就是要讓他用炮火來轟燒自己的毛病的。她盛情地留老鄉吃飯，賀龍才驚異地發現作家們每天三餐吃的只是土豆絲、蘿卜條。［３５］丁玲聽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非常愉快地、誠懇地用《講話》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從舊社會沾染的污垢為愉快"［３６］。

    1942年4月11日，毛澤東第一次約見艾青時曾委婉地批評說，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許多文章大家看了都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或是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的。艾青立即建議請毛澤東開個會并出來講講話，當毛澤東詢問自己的話有人聽嗎?艾青旗幟鮮明地回答說："至少我是愛聽的。"［３７］毛澤東寫信請艾青代為收集"反面的意見"。艾青便坦然地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文章《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寄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讀后，再次邀艾青去交換關于"歌頌與暴露"問題的意見，艾青態度恭敬地聆聽意見并認真地做筆記，回去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將文章作了認真的修改，改變了自己原先發表的文章中的某些觀點。艾青的誠懇建議、謙虛態度和修正觀點，必然會增強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和制訂文藝政策的信心并留下較為滿意的印象。在座談會上，艾青聽到朱總司令說："艾青同志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我們的韓荊州是工農兵。"［３８］座談會之后，艾青便給毛澤東寫信要求上前方去體驗生活與寫作，表現了自己但愿一識工農兵這一韓荊州的愿望。

    羅烽在毛澤東1942年4月份找他匯報文藝界情況時，虛心向毛澤東請教雜文可不可以寫的問題。在座談會上，他們的雜文受到不點名的批評，開完座談會，羅烽就把自己到延安后寫的文章送交給毛澤東審閱，這一舉動既表現了羅烽主動虛心請毛澤東批評指正的態度，又同時隱含著相信毛澤東可以從中明鑒他文章中的立場與黨是一致的愿望。毛澤東在6月12日《致羅烽》信中寫道："我覺得關于高爾基的一篇是好的，這篇使我讀后得到很大的益處。但其余的文章，和這一篇的觀點不大調和，我雖只看一遍，但覺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則論點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自己的作品檢查一番，對于你的前進是有益的。"［３９］顯然，只看過一遍的毛澤東委婉地否定了羅烽除《高爾基論藝術與思想》一文之外的其余文章。對此，羅烽當時并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抵觸和不滿情緒。

    最后，我們從當時同樣被批評的文人跟自我與他人的"錯誤"思想斗爭的方面來考察。上述文人面對批評時的態度極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