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1980年代，作為作家您一直被爭議�！犊鄳佟罚�電影劇本《太陽和人》)是爭議的焦點，當初為什么會寫這部電影？現在您怎么看這部電影？哪些是經得住歷史和時代檢驗的？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

    白樺：我創作《苦戀》的本意是呼喚人性的復歸，是把“人”字寫在天上，是表達祖國的苦戀者們的苦難歷程與真誠心跡。我記得，“文革” 中有一位大批判的能手，指著一位三代產業工人的嫡親后裔說：我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把你批成反革命！你信不信？那年輕人連忙說：信！信！旁邊有人問他，你回答得真快！他說：慢不得的，慢了，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

    今天，我可以明確表示：1980年代關于電影劇本《苦戀》的爭論，不應該問我當時有什么問題，而應該請當時提出問題的人來回答有什么問題�！犊鄳佟返某霈F只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時期里的正常文學創作活動。它和一切文藝作品一樣，當然帶有歷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體驗。但它是一個真誠的作品，正像吳祖光先生當時說的那樣，它“溫柔敦厚”。在北京內部放映的時候已經證明，絕大多數觀眾和學術界、藝術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在經過特許之后，觀看了《太陽和人》，他落淚了。他表示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的驗證，也許需要幾年、幾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為它既是歷史的產物，就讓它歷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會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內涵，也應該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時的如晦風雨。

    南方周末：在當時，您的個人處境如何?

    白樺：我并未感到驚恐，因為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發表的當天清晨，在CCTV播出的時候，開始時我還不太相信，聽了一會才確認這是真的。幾乎是文章剛剛播出，我就接到雪片般的電報，百分之百都是支持我的，反響之快，出人意料。他們個個直言不諱，真名實姓、地址電話全都寫在信上。這表現了他們毫不畏懼，理直氣壯。我相信，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看到過劇本，他們除了關心我，同時也在關心著國運，反對倒退。特別是對那篇批評文字所采取的筆法十分反感，人們太熟悉了！有人竟然懷疑這是姚文元在獄中的大作。接踵而來的是數以千計的信件使我激動不已。我以為，對于我，僅此就夠了，還需要什么呢！而且當時我所屬的單位武漢軍區的政委李成芳特別鎮靜，他下令，有關《苦戀》，事無巨細都要由他自己來處理。

    時至今日，我時常還會把那篇完成于1981年的批判文字，《解放軍報》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拿出來重讀，“溫故而知新”，實在是良有益焉。

    南方周末：您接觸過鄧小平和胡耀邦么？對他們有什么樣的印象?在批判《苦戀》的風潮中，他們對待你個人的態度是怎樣的？我知道是胡耀邦先生阻止了當時的批判風潮。

    白樺：我從20世紀40年代就是中原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的普通一兵，那時候只是在戰場上見到過鄧小平，他是我們的政委。戰爭年代，領導人都很樸素，很容易接觸。1950年代初我在四川賀龍元帥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和鄧有過多次接觸，但他并不知道我是何許人，可能以為我是一個勤務員。和胡耀邦的接觸是從1978年開始，在中宣部長任上，他曾召集過一些作家到他家座談，聽取作家們的意見。態度誠懇，才思敏捷，既虛心而又耐心，對于中國的現狀了如指掌，且有極強的洞察力。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曾請求面見胡耀邦，當我剛剛在他客廳里坐下，宋任窮來了！我只好告辭。1981年1月10 日晚，我求見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請他看看影片《太陽和人》。他可能考慮到方方面面的情況，拒絕了我的請求。當著他的秘書告訴我：“這部影片在沒有審查通過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這部片子，我沒有去。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我們家看過電影的就是兩派。我的兒子是贊同你們的，我的秘書就不贊同。希望你們的電影能夠通過，然后也能在電視上放，我會坐在這張藤椅上看。”他是一個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從“左”面駛來的一乘烈火戰車，這是“文革”后最危險的一乘戰車。因而這一事件才沒有擴大為一場政治運動。后來終于以正常的文藝批評的形式平安結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