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據說曹禺、艾青對《苦戀》是持批判態度的，他們的態度令您意外嗎？

    白樺：我一點都不意外。那是發生在1981年8月在京召開的一個叫作“首都部分文藝家學習鄧小平、耀邦關于思想戰線重要指示座談會” 上的事情。曹禺先生在大會發言的前夕，曾向記者表示他再也不會為這樣那樣的事表態了。可見經常為這樣那樣的事“表態”，是他必須的，也是必要的（歷來對于頭面人物都有這種要求）。但是到了會場，也許是條件反射的作用，他本可以沉默，卻說了很激烈的話。艾青更是如此，他在會議之前問到我在武漢的處境的時候，我給他講一位大學生執意要面見我的故事。我考慮到怕傷害到年輕人，請他不要來，那位同學非來不可，在門衛那里保證不說話。他在見到我時，果真一言未發，在我桌上丟下一塊巖石，轉身就走。艾青聽罷，感動得老淚橫流。會后，艾青像孩子似的告訴我，他在會上狠狠地罵了我一頓。我只笑了笑。但我始終深情地記住那位淚流滿面的艾青。至于我的老鄉姚雪垠，他的批判是最嚴厲的，處處演講，但他也是“表態”，他的發言連胡喬木都表示不能接受。應該說這些現象都是悲劇——知識分子多年來被扭曲、被異化的悲劇。

    南方周末：在那次批判風潮中，吳祖光和巴金是支持您的。您怎么看吳祖光和巴金？

    白樺：我和吳祖光、新鳳霞是多年的朋友，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就有交往。在批《苦戀》時，他以一個看過劇本的人的身份，說了幾句公正的話。我想即使我是一個和他不相識的人，他也會站出來這樣說話。在他的經歷中，這樣的例子很多。巴金先生是從愛護中青年作家的角度挺身而出的，這也是他的“表態”，但他的“表態”卻不是迎合，而是反對，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南方周末：您跟巴金有過交往么？怎么看巴金在晚年的表現？

    白樺：在巴金面前，我是后輩，高山仰止。他的晚年是在身體和思想的困厄中度過的。我們當然希望他能給我們更多，但我們無權要求他給我們更多。他已經盡到了生命的極限。還有許多他來不及說的話，來不及做的事，唉！誰都有措手不及的時候，不是嗎？留給我們活著的人吧！我們不也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嗎？魯迅先生為我們在荊棘中開辟了道路，巴金這一輩作家經歷了和我們同等的苦難，他們已經把他最最重要的思想結晶留給了我們。對我們自己要求多些吧！他最愛護的是中青年作家，他把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的身上，因為中青年作家有的是時間。（遺憾的是，連我都老了！）我們想做而沒能做完的事還少嗎？依然要留給后人，我當然知道，這是落葉的哀嘆。我希望青年才俊們能多一些嚴肅的思考，少一些浮浪虛名。

    南方周末：您的處境最艱難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境況？什么時候開始好轉起來？

    白樺：批《苦戀》之后，我就成為一個“敏感人物”了，無論換多少領導，這個透明的帽子都存在，就有了很多不成文的限制，諸如：哪些報刊不能發表你的作品，哪些報刊不能出現你的名字，哪些場合不能見到你這個人，忽然你又不能出境了等等之類。好在我一點都不在乎這些。

    南方周末：后來您寫過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這部劇似乎也在很短的時間被禁演，為什么？

    白樺：《吳王金戈越王劍》是一個歷史故事，禁演過。我只是在這部戲里告訴觀眾：越王勾踐和他的子民都很愛國，但國王和臣民的愛國主義卻不盡相同。這部戲是在1983年由北京人藝首演，副總理習仲勛審查的時候我在場，他肯定了這部戲。而且那一次他還在私下里對我說，他很欣賞武漢軍區政委李成芳在批《苦戀》時的鎮靜態度，可惜李成芳倏然去世。后來，因為胡喬木對這部戲做了一個很長的批示，才遭到禁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