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曉文：請您簡單梳理一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原文學發展的幾個階段。您覺得不同時期中原作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繼承性？這種繼承性體現在什么地方？

   劉海燕：大概可分為這樣幾個階段：（1）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這個階段的代表性作家有姚雪垠、蘇金傘、于黑丁、何南丁、王大海、徐玉諾、李準、喬典運等，總體來說，不乏現實主義的優秀之作，但跟風比較明顯。（2）新時期文學發端到整個80年代。新時期文學發端，張一弓以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率先沖破一些題材禁區，創作了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南丁的《旗》開創了反思文學的先河。此后，田中禾、李佩甫、張宇、鄭彥英等以其描寫農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說引起文壇對中原作家群體的關注。（3）90年代。鄉土和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文學豫軍”開始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田中禾的《匪首》、李佩甫的代表作《羊的門》以及相繼出版的《城的燈》等，張宇的《曬太陽》等，鄭彥英描寫中國新興的暴富階層的系列長篇小說，楊東明的城市“性愛系列”長篇小說等，對河南小說創作的題材范圍有了新的拓展。（4）進入21世紀之后�；钴S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作家成為河南文壇的中堅力量，同時一批青年作家開始嶄露頭角，老中青三代作家皆有精品力作問世，其創作實績日益為中國文壇所重視。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的青年作家有李洱、墨白、行者、邵麗、喬葉、傅愛毛、計文君、韓向陽、陳鐵軍、汪淏、南飛雁、杜立新、尉然、陳麥啟、孫瑜等。

   不同時期的中原作家，都有關注現實的傳統。

   郜曉文：文學始終離不開孕育它的社會和時代，您認為當前的中國，特別是像河南這樣的內陸地區，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么？中原作家是否關注到這種變化？他們是如何書寫這種現實的？

   劉海燕：這個問題，我只能是局部回答。看得見的最大變化恐怕是城市的迅猛擴張，城市化進程把農業時代的安寧、秩序和倫理碾碎了，過度消費與欲望膨脹腐蝕了外部環境和人心，瞬息萬變、充滿誘惑的網絡化、全球化時代，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力，變得很難從整體上去把握。

   與文化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區比起來，河南這樣的內陸地區，代表著中國典型的現實，被官場話語和鄉土命運裹得更緊，鄉土命運的轉型給河南帶來的各種影響，程度更深，時間更持久，對于河南作家的影響也更深，因為相當一部分河南作家的根就扎在這現實和鄉土里。

   正因為意識到了內陸省份的局限，河南作家的心態是積極的，開放的，他們努力在全球化的視野下重新審視歷史和現實，謙和地向外部學習，包括勤奮地讀書，當然，也在作品中努力表達這變化著的一切。

   河南作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如李佩甫在這個時期的一系列小說，就寫了城市化進程中，處于弱勢的鄉村被連根拔起的命運。墨白的《欲望三部曲》，以不斷創新的文體，深刻表現這個時代的人性與欲望。近兩年，傅愛毛的《嫁死》所寫的困苦的底層人對于礦難的復雜態度，喬葉的非虛構小說《拆樓記》，寫的河南鄉村“非自愿性質”的拆遷，是中國大地上處處在拆的一個典型。邵麗的《劉萬福案件》，在權勢與民間的互動中，寫出了彼此的心路歷程、彼此的因果或利用關系，努力表達當今基層生活的真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