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在上海市作協的演講

    傳媒時代，小說何為？

    當我們越是生活在一個非虛構的世界、一個被圖像包圍的世界，虛構就顯得越是重要，文字書寫就越是珍貴。

    到今天為止，電視、網絡等傳媒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而且還將越來越深入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價值觀、幸福觀，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都可能因為傳媒的強勢介入而發生變化。這種影響將是全方位的，而被影響的人更是全體性的。

    在這樣一個傳媒時代，可能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許多人都會認為，與其讀小說，還不如讀報、看電視。人們之所以舍小說而讀報紙，舍小說而看電視，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可能是人們覺得新聞報道是真實的，而小說是虛構的。小說通過虛構達到真實，需要通過一個轉換，而新聞報道直接面對真實。然而，新聞并非完完全全地再現真實。通過剪輯或者信息的重新整合，即便所有新聞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結論也未必是真的。用一個真實去掩蓋另一個真實，或者用局部的真實去掩蓋更大的真實，從而得出一個未必真實確鑿的結論，成為一種慣用的伎倆。盡管我們知道這種種以非虛構面目出現的鏡頭、文字、圖像極有可能或多或少包含著“重構現實”的成分，還是有很多人，包括我，仍然愿意把很多時間交給電視、報紙、網絡。

    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傳統的虛構形式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必要？在傳媒狠狠地吸引住大眾的時代，小說何為？我的觀點是，當我們越是生活在一個非虛構的世界、一個被圖像包圍的世界，虛構就顯得越是重要，文字書寫就越是珍貴。因為，虛構本身是一種自由精神的體現。由于非虛構世界的存在，可能使小說存在的理由顯得更堅實、更充分。事實上，當今天的這個世界過多地沉浸在非虛構的語境中時，在某種意義上，虛構就成為了馬爾庫塞筆下的“他者”。按照馬爾庫塞的說法，正是這種“他者”，這種異于現實的美學，讓我們得以與體制化的現實疏離開來。而正是這種疏離，這種暫時身在廬山之外，不僅讓我們得以認清現實，而且可能使我們的文字具有一種介入現實的力量，讓我們得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確立自我的身份。

    傳媒對現代小說的影響

    無論它離我們或近或遠，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肇興都與現代傳媒有著密切的關系。沒有現代傳媒的介入，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小說。

    說到歷史上文學與傳媒的關系，例子太多了。比如，現在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來自大眾傳媒的影響，魯迅筆下的人情世故會不會是另外一副模樣？先不說魯迅的雜文都曾經發表在當時的報紙上。事實上，就連魯迅的小說，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也都是在報紙上連載的。而且，魯迅先生極有可能因為報紙版面的某些變化，隨時調整作品中每個段落的字數。我們不妨作一假設：若不是編輯催稿過急，阿Q先生說不定還可能多“活”幾天呢？他要是多活幾天的話，還會發生什么故事？說不定魯迅先生不讓他死呢？如果諸如此類的假設成立，我們過往從阿Q身上發掘出來的很多意義，會有多大的不同啊？

    再比如，另外一位在我們看來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沈從文。無論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還是表達世界的方式，都曾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沈從文唯一一部長篇小說《長河》，最早就連載于香港《星島日報》副刊。后來，《長河》出單行本的時候，沈從文重撰題記，我們從中可以讀到這樣一個信息：如果沒有在京城生活的經歷，如果沒有接觸到現代媒體，沈從文很可能就不會寫《長河》和《邊城》。

    在《長河》當中，沈從文不僅頻繁提到現代媒體，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創刊于1872年，解放前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報紙———《申報》。而且，憑借著一系列用民間話語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大眾傳媒話語，呈現出一種新的現實。此外，即使現在重新翻閱《長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它與一般長篇小說的迥然不同。與其說它像是一部長篇小說，不如說更像是一部由一系列碎片連綴而成的地方志、風物志、小品文，甚至有點像卡爾維諾所提出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我以為，也可能是誤以為，這是沈從文這樣一個作家，在他那個時代，對小說作出的一種必要調整。

    如果再聯系到沈從文同一時期寫下的《邊城》，我們會發現他的調整實際上包括兩個方向。一個是把大眾傳播當成一種新的文化現象，把大眾傳媒與現實的關系當成一種新的現實，從正面進行表述。另一個似乎是，完全逃離現場，背對現代文明，去描述一個未被現代社會所浸染的邊城。那完全是一個烏托邦，是一個非常自足的世界，一座塔一條河，一個老人一個少女，一條船一條狗。真實世界中的邊城，毫無疑問不是沈從文描述的那個樣子。據說，沈從文筆下的翠翠有其夫人張兆和的影子，都是臉盤長得很好的俏黑女子。但我們不要忘了，張兆和是個頗具才華的新式學堂的學生。而翠翠卻像是一個美好的小動物，她最大的玩伴不是書本，而是那只黃狗。這無意中透露著，沈從文就是帶著對城市生活的感受，帶著對新時代女學生的感受來寫《邊城》的。

    從表面來看，我們或許可以把沈從文的小說稱為地方性敘事。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沈從文的這種地方性敘事，都不僅僅是要講述一個鄉村傳說。如果我們把沈從文寫作的熱情，他的地方性敘事的意義，看成是外部世界影響的結果，看成是以大眾媒體為代表的現代文化符碼介入的結果，我想這種說法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我認為，正是沈從文這樣一位鄉土作家對現實的兩種回應方式，使他的寫作也由此獲得了長久的意義。他在那個年代就意識到了大眾傳媒的問題，并在文體上作了回應，真的很不簡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現代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沈從文想象世界的方法，及其作為一種地方性敘事手法的意義，不但沒有過時，反而越來越具有啟示性。

    通過魯迅和沈從文的例子，我們不妨稍微膽大一點來下這樣一個結論：無論它離我們或近或遠，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肇興都與現代傳媒有著密切的關系。沒有現代傳媒的介入，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小說。

    娛樂狂歡下什么被遺忘？

    這種娛樂的專制，是如此隱蔽地存在著。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再體驗到那種傳統的、細致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這般的娛樂的專制下，個人的痛苦會顯得如此不值一提。

    當然，我們必須得承認，與魯迅、沈從文那個時候相比，現在大眾傳媒對時代的影響要更為深刻、廣泛。如果說在《申報》的那個時候，媒體在相當的程度上起到類似于輿論“統一度量衡”的作用，那么如今的大眾傳媒確實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就中國的媒體而言，這種變化當然更多是積極的，但是問題的另一面也同樣突出，而且可能越來越突出。

    在《娛樂至死》里，波茲曼對以電視為代表的當代大眾傳媒有一個一針見血的說法。我覺得，它對中國媒體同樣有效。那就是，他認為當代大眾傳媒其實只有一個聲音，那就是娛樂的聲音。在此情境下，新聞的價值取決于它能帶來多少笑聲。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播音員因為長得丑一點，不能帶給觀眾視覺的愉悅，那么一旦收視率直線下降，這個播音員的下場就是卷鋪蓋滾蛋。

    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提到不少有趣的事例。比如，按他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