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水門事件”之所以會暴露，是因為尼克松在電視上的形象有問題：他不像老實人，而很像一個說謊者，從而引起了別人的懷疑。有意思的是，經由一陣窮追猛打之后，尼克松還真露出了狐貍尾巴。又比如，里根當年參加總統辯論之所以能夠獲勝，波茲曼認為，是因為他在辯論的時候講了個笑話。而報紙上第二天的新聞標題就是———“里根用一個段子擊敗了對手”。在羅列了這些趣事之后，波茲曼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像美國這樣一個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正在不自覺地進入另外一種專制社會。這種專制不同于以往，它采取的手段不再是監獄、皮鞭、老虎凳、辣椒水，而是歡樂。你不得不承認，波茲曼的目光非常刁鉆。如果我們承認他說的是事實，那么你會發現，這種娛樂的專制，是如此隱蔽地存在著。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再體驗到那種傳統的、細致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這般的娛樂的專制下，個人的痛苦會顯得如此不值一提。

    仿佛就是對自己這句話的驗證，雖然波茲曼是個非常重要的學者，但在他去世時，他的死沒有激起半點漣漪。因為，當時美國的新聞媒體正專心致志于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機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競選州長。這位好萊塢明星的參選和當選，使得政治競選模式與好萊塢的娛樂模式實現了完美對接。我們知道，施瓦辛格飾演的都是一些未來世界里被大卸八塊不僅毫發無傷，還能給人帶來快樂的機器人。哦，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寓言。

    當然不是說，在這樣的一個由媒體控制的娛樂時代，我們就沒有痛苦了。痛苦還是有的，但很多時候我們體驗到的痛苦，是一種受大眾傳媒影響之后的痛苦，一種很新型的、聽上去好像還有點別致的痛苦。比如說，如果說以前女人的痛苦，可能是易卜生筆下娜拉式的痛苦：娜拉到底是走出去呢，還是繼續呆在家里？出走之后是重新回來，還是繼續呆在外面？如果要呆在外面，又會干什么呢？這是女人的痛苦。那么，現在呢？如果說她們已經從那種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來，從棍棒、老虎凳，從大男子主義的淫威下解放了出來的話，那么她們現在則進入了一種新的痛苦———一種面對鏡子時的痛苦：我為什么沒有章子怡那么漂亮，沒有張曼玉那樣的身材？章子怡用什么化妝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妝品，張曼玉在電視里穿什么樣的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樣的旗袍。于是，一種作為整體的女人形象，一個整體的人的形象，就此瓦解。女人從一種專制進入了另一種專制。當然這不僅僅是女人的問題了，男人遇到的問題同樣嚴重，或許更為嚴重。而這種專制，無疑是大眾傳媒提供給我們的。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痛苦在哪里？在這樣一種歡樂和諧的氣氛中，個人存在的真實性又在哪里？我想，小說的虛構應當要作出某種調整。

    小說虛構需要調整

    這種寫作很多時候被命名為“狂歡化的寫作”。狂歡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夠用、跟不上了。那么，這種情形下，你是否還有時間，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學的靜穆中，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

    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發現，進入新世紀以來，一些敏感的作家已經經常在強調和揣摩小說的敘事資源問題。莫言在《檀香刑·后記》向傳統小說致以敬意。格非認為，他的《人面桃花》受到了《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影響。而在我與畢飛宇的一次長談中，他就向我透了個底：《玉米》的篇名來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而他寫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經常一邊放著搖滾，一邊翻著《金瓶梅》、《水滸》，一邊寫著《玉米》。

    畢飛宇隨意說出的這樣一個情形，倒可能說明了當代寫作的重要處境，一種復雜的處境。而當他們提到敘事資源問題的時候，我以為他們其實也在強調地方性敘事的意義，探討著在新文化語境中地方性敘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這與沈從文當年的寫作，其實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的。而我們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強調敘事資源，要把《紅樓夢》、《金瓶梅》、《水滸》重新從書架上取下來，放到自己的案頭，是因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敘事的意義越是突出，我們自身的文學資源也就越是顯得珍貴。當然，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一種擬古式的文體造成一種疏離感，以此對大眾傳媒所代表的語言、文化進行個人的抗爭。他們頑強地拒絕被同化。

    當然，除此以外，還有另外一種調整。那就是，在虛構的形式上、在文本結構的編排上，吸收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的一些重要元素。保羅·羅伯茨曾在他的一篇名為《一個多媒體作家的自述》文章中，提到數字技術對文本的影響。他說，以前的小說、故事，往往只能以一種方式講述：故事一開頭就是大江東去，要奔向結尾。這是一種線性的講述方式。還有另一種方式，就是非線性的，有許多可能性可以加入進來，然后四處蔓延，形成一種新型的、更為復雜的文本結構。如果我們在互聯網上找到“莫扎特”，用鼠標點開，你就可以找到有關莫扎特的所有鏈接。于是，你可以讀到介紹18世紀的音樂或者維也納歌劇的文章。如果你隨之點擊“唐璜”這個詞，你可能會聽到歌劇的片斷，甚至讀到很多這部歌劇的著名演唱者———帕瓦羅蒂的趣聞軼事。隨之出現的，可能是意大利這個國家的地理、政治、經濟狀況，甚至是足球、馬特拉齊和齊達內……在這個信息之旅中，你很快會從一個事物跳到另一個事物，從一個詞進入另一個詞，從一個片斷進入另一個片斷。用羅伯茨的話來說就是，你沿著不同的符號路線轉入各個分支通道，并根據一個巨大的文本庫創造出了一個非線性的敘述文本。當然，因為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廣泛使用，如今的我們對這樣一種描述已經見怪不怪了。

    我想起在很多年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我曾經向一個朋友談起我想用報紙的方式寫一部小說：故事圍繞著一個人的命運展開，然后有無數的相關鏈接伸向情節的每個角落。因此，當看到羅伯茨的描述與評議時，我吃驚地發現他的感受跟我當初的擔憂非常相似。什么感受和擔憂呢？那就是，這種文本的零碎感會不會讓人感到不適？所有的文本雖然可以相互鏈接，但它們實際上是彼此隔絕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又如何亮出自己的觀點？它和報紙的區別又在哪里？如今，這種寫作很多時候被命名為“狂歡化的寫作”，狂歡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夠用、跟不上了。那么，這種情形下，你是否還有時間，哪怕一點點時間，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學的靜穆中，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那么，你本人何在？你的意志何在？你似乎沖破了原有文本的限制，但卻進入了另一種限制，你的自由寫作說到底很可能是一種假象。我想，這種困境可能也是進行諸種比較極端的文體實驗的人，遲早都會遇到的問題。對此早早地保持警惕，或許是必要的。

    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后終于認識到，我們確實還有許多苦痛，而自己的苦痛在很多時候是無法被娛樂化、被通約的，需要你個人或者你這個寫作群體獨自去面對。也就是說，我們依然有個非常堅硬的內核無法被化解。雖然，因為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世俗化浪潮已經席卷中國，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經濟和文化產品已經涌入中國的大街小巷，但是，歷史依然帶著強大的慣性在向前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