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國好像已經進入后現代時期，與國際社會大面積接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依然處于前現代時期。我們仍然有一種可以被稱為“傳統”的痛苦，比如貧困。我想，不妨把這樣一種痛苦稱為“重”的痛苦。我想起波蘭作家米沃什的一個說法：事實上存在著“另一個歐洲”，而波蘭就處在于那“另一個歐洲”。波蘭人依然生活在歐洲的某一個已經結束了的歷史之中，生活在歐洲的過去時。所以，他們的那種痛苦，在別的歐洲人看來，是一種過時的痛苦。對別人來說，歷史可能已經終結，但對我們來說，歷史并沒有終結，我們仍能感受到來自歷史的巨大壓力。它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重”。除了這種“重”的痛苦之外，我們還有一種比較新鮮、聽上去也比較別致的，但同時又很真實的苦痛。那就是，由于現代技術對人的統治而帶來的無力感，以及被壓抑的欲望獲得釋放之后的困乏狀態。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說法，這種痛苦或許也可以稱為“無法承受之輕”。更多的時候，我們就在這兩種或“重”或“輕”的痛苦之間徘徊，并為此發出悲鳴。

    顯然，這樣一些經驗都是我們無法輕易消化的。但是這樣一些經驗，這樣一些無法被大眾傳媒吸納的經驗，都有賴于身為作家的我們去呈現。而且，或許，只有通過小說虛構去呈現。所以，在這個傳媒時代，不管你作出怎樣的應對、調整，你最后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用小說去面對這種種或“重”或“輕”的痛苦以及它們的繁復關系。而小說的虛構，也由此可能獲得它的意義和尊嚴。

    思想者小傳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作家，《莽原》雜志副主編。著有《花腔》、《饒舌的啞巴》、《遺忘》、《石榴樹上結櫻桃》等多部小說(集)。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長篇小說《花腔》被評論界認為是對歷史中的個人、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和追究，是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鋒文學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綜合。【原標題：傳媒與小說 李洱在作協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