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國內最近比較認可的美國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應邀寫卡佛呢。他是個好作家。我讀卡佛應該是在1989年前后。后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檳》。卡佛死之前曾經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說寫的是他的導師契訶夫死前喝香檳，香檳的瓶蓋自己蹦了出來。這兩個細節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輩致敬，為今生的告別，也為來世的相聚。寫作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一個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才能夠最終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難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現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說讀書界和媒體現在終于認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這個月他們認可的是卡佛，下個月是誰？

    人物周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中國作家的言論你怎么看？

    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談論德國文學時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后，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他說自己沒說過這話，只是說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跟他做了個對談，可是沒地方發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開始時媒體只是借顧彬之口來罵人，人家要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注意，請他罵的是作家，不是別的什么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么家，我們的媒體要么不感興趣，要么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一個媒體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后別的媒體一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

    人物周刊：有時候西方人看中國小說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我在德國接受訪問，記者經常問我關于衛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里，當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她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寫的跟別人哪兒不一樣，否則寫作無法繼續。衛慧很極端，但只是虛構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人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讀來的。這就變成一個基本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她們兩個正好代表兩種狀態。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們沒有一種健康的體制，使好作家能浮現出來？似乎現在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們并不知道。他們寫作，然后放進抽屜鎖了起來，加了密碼。一種可能是他們不愿發表，不愿加入合唱，不愿被納入秩序。另一種可能是他們發表了作品，但被我們忽略了，因為他們表達的經驗與我們有背離，但這種背離又沒有夸張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們沒能看見。跟他們相比，我已經很幸運了。文學史、文學體制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它會過濾掉非常豐富的內容。篩子的網眼很大，篩出來的都是大塊文章、所謂的成功人物。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條件就是銷量，但在五年之后，兩三年之后，甚至兩三個月之后，有沒有人會想起來你這本書？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敗算不算一種力量？我們現在所謂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掃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鳥的紅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愛惜。

    人物周刊：在這種狀況下，作為一個當代作家，你如何自處？

    李洱：每個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我們最早接受的文學教育使我們想表達某種思想、經驗、觀念，并使之成為某種思想資源。但現在這種可能性已經消失。很多作品踮著腳去迎合，而不是站穩了去表達。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生活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但也許通過財富積累，人們會重新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美和意義。據說很多貪官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學文學，是吧？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時間概念，成了一種嗅覺，瞬間的，細微的，具體的。聞著嬰兒身上的氣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著他啊。他也要尋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寫出滿意的小說當然也是幸福，類似于嬰兒吃奶。本刊記者 吳虹飛 發自北京(實習記者張瑩瑩對本文亦有貢獻)【原標題：李洱 作家嘴里開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