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印一部蘇聯名著漢譯本經常遭到嚴重的迫害。魯迅先生冒著危險，在窘迫的生活中，自己出資來印刷。他費盡心血，在“巖石似的重壓下”，“委婉曲折地”使蘇聯文學展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而曹靖華是魯迅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和戰友。

    三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蘇聯作家來到中國訪問，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會見過曹老的：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卡達耶夫、考涅楚克、瓦西列夫斯卡婭、波列沃依、加林……

　　曹靖華譯過瓦西列夫斯卡婭的長篇小說《虹》�！逗纭分v述的是蘇聯衛國戰爭的殘酷現實，歌頌的是愛國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虹》的思想曾經培養出丁佑君這樣的黨的好女兒，面對叛亂的匪徒，為保全機密，受盡凌辱，視死如歸。

　　波列沃依是1956年來中國訪問的。他在自己的旅途日記里寫道：“他早期翻譯的《鐵流》曾使魯迅愛不釋手�！惰F流》也是最早譯成漢文出版的十月革命文學作品之一�，F在蘇中兩國文學之間已拓展了一條友誼的康莊大道，但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位須發斑白、目光稚真的老人所踏出的第一條小路。”曹老在波列沃依心目中是介紹蘇聯文學作品的元老，是鋪設中蘇文學友誼之路的開拓者。

　　那一年，波列沃依幾次見到曹老，總是把曹老視為長輩，十分恭敬。這使和他一起來華的著名特寫作家加林產生了一定要專訪曹老的念頭。

　　加林訪問是在曹老家中進行的，曹老很少在自己家中接待外賓。后來，加林寫了很長一篇文章介紹魯迅和曹靖華。那天，我在場，為他們拍了幾張照片。沒有想到這些照片在“文革”期間給曹老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認為那是曹老“里通外國”的鐵證。曹老受盡污辱與謾罵。他珍藏的蘇聯老一輩作家綏拉菲莫維奇、阿・托爾斯泰、拉甫列尼約夫、費定、法捷耶夫、列昂諾夫等人寫給他的信，以及他手記的與蘇聯漢學家往來心得的大事記全給抄走了。平反后曹老找到有關方面，希望能夠查找到丟失的獨一無二的材料，但珍貴的信件和史料卻已無影無蹤。

　　費定的《城與年》是曹老1946年譯的最后一部蘇聯文學作品。那一年他近五十歲。從那以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轉向教學。新中國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學新創辦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主任，曹老從這時起把精力放在培養俄語人才，他的努力開拓了我國蘇俄文學學科的荒蕪莽原。

    四

　　曹靖華先生把翻譯事業與革命斗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文學翻譯看成是一門科學。為了能有效地從事這項斗爭，必須掌握可靠的武器，而翻譯的武器是文字。只有文字準確、順暢、才能很好地完成翻譯的艱巨任務。

　　曹靖華精通中俄兩國文字，熟悉中俄兩國的文化底蘊，深刻理解原著精神、時代背景、藝術風格、語言特色。正因為如此，他的譯著直到今天仍然經得起時間考驗。

　　我忘不了曹老有關文學翻譯的教導。1977年早秋，我去看望曹老。那是粉碎“四人幫”之后的第一個國慶前夕，他那天情緒很好，曹老興致勃勃地談到魯迅，談到翻譯經驗，談到寫作技巧。他說：“翻譯界有些人不太注意漢文修養。應當用漢文多寫點東西，鍛煉自己。漢文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是詞匯要豐富。只有掌握了豐富的詞匯，才能用之得當。可是有人常常使用‘代用品’。”我記得曹老當時脫口說了一個俄文詞“суррoгат”（即“代用品”）。他說“用суррoгат譯文學作品，作品就沒有味道了，說明譯者語文貧乏。”曹老接著說：“二是表達原文要細膩。”他思忖了一下，說：“文字是表達不盡人的感情的……但必須做到盡美盡善。”他以《長恨歌》為例，說：“這么一部偉大的作品，結尾運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說明白居易認為自己的文字還沒有表達盡唐玄宗李隆基的全部豐富復雜的情感。”曹老說，有人告訴他：“翻譯時每個字都查過字典，為什么還不行？”曹老回答是：“正因為每個字都按字典的解釋翻譯的，就不成其為文學作品了。”曹老又說：“字典只能告訴你一個基本意思，不是用在任何一地都合適。”他擔心聽者不明其意，就又舉例說明：“北京的泥瓦匠很有手藝。他用破碎磚頭可以壘起很高的墻壁，但它不牢靠，經不住長年的風雨……”

　　曹老認為自己從古典文學、從唐詩宋詞中吸取過寶貴的營養。我曾聽曹老背誦唐詩，聽他贊美詩中的意境。曹老晚年寫的許多散文，不說標題幾乎都是詩章，文內蘊涵的詩情畫意又是多么含蓄，清麗嫵媚，感人至深。1980年，我為曹老畫過一幅肖像，他在畫像上題的也是兩句詩：“粵江二月三月來，滿山遍野奇花開。”

　　曹老性格剛烈，同時又柔和可親，他待人忠厚誠懇，保持著樸素的生活。同時要求晚輩也要勤儉節約，努力學習。

　　曹老不能容忍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對編輯工作也極端認真。記得有一次，他提到自己寫的一篇散文，被責編改動了一個標點，為此十分惱火。曹老并不是不尊重編輯有改動別人的稿子的權利，而是要求慎重。曹老那篇文章中有這么一句話：“一九四九年，春進了北京城。”編輯把逗號移到“春”字之后去了。這句話變成：“一九四九年春，進了北京城。”曹老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忿忿地說：“怎能這么改呢？！這么一改，主語到哪里去了？”曹老捶打著那本書。“我這句話中的‘春’是黨的代名詞，是黨領導人民解放了北京，是黨、是毛主席進入了北京城。如今一改，變成了季節――一九四九年春天，進了北京城。誰進了北京城？！誰�。侩y道是我曹某人？我進了北京城有什么意義？”曹老嘆了一口氣，實在不愿意講下去了。

　　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報刊約稿事。他沉默片刻說：“有求必應，于己于人，均無益。”曹老不是矯情的文人墨客，他主張寫不出來時不要硬寫。他還說過，寫文章要有感受，要有生活，更得注意文筆。

　　曹老看不慣浪費行為。這是老一輩人特有的現象。能節省一定要節省，即使時代變了，也不應該大手大腳，揮霍浪費。

　　有一次，在體育館路他的家中，他讓我在一張畫上代他嵌上印章。我怕印油不足，在印泥上多按了幾次。曹老盯著我的動作，忍不住說：“夠了，夠了，別再浪費印泥了……”

　　我想起他講過的一件事。有人看到他用廢紙的背面給人回信，認為曹老過于吝嗇，按他的身份該用信紙。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