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流行瘟疫，徐干、王粲等人相繼染病過世，應玚和劉楨、陳琳等文人也接二連三地病倒了，應玚預感到將不久于人世，回首往事，感慨萬千，思緒飄忽之中懷鄉之情油然而生，望著窗外的白云，東流的漳水，他勉強支撐著病軀，伏案寫下了《別詩》二首：

    朝云浮四海，日暮歸故山。

    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

    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

    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

    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全詩感嘆自己飄零的身世，流露出詩人對美好人生的無限眷戀和對家鄉故土的真切思念。同時，詩中縈繞著一種感嘆人生如長河之水、流逝不返的憂傷。詩風平淡自然，清新無奇，完全是詩人真情實感的自然吐露。

    應玚的詩作，成就突出的首推《別詩》二首，內容單純，表達了長久游歷在外，臨終還欲歸不能的惆悵心情。詩中沒有用過多的修飾、比興和典故，僅僅用白描手法，卻能以感情純真動人。清代大學者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曾評說道：“淺淺數語，自然入情。”

    寫完此詩后不久，詩人就因瘟疫染體，不治身亡。

    應玚，字德璉，汝南郡南頓縣（今河南項城）人，約生于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三國魏文學家，“鄴中七子”之一，他和弟弟應璩皆以文章寫得好被稱為“汝南才子”。

    應玚的家庭是幾代儒學世家，他的祖父應奉，字世叔，才思敏捷，是當時的儒學大家，桓帝時曾做過司隸校尉，傳說他讀書能一目五行，著作有《漢書后序》十余篇。應玚的伯父應劭，字仲遠，是東漢大學者，曾經擔任過泰山郡太守，后依附袁紹，也在鄴城生活過，他博學多識，一生撰寫的文章著作11種136卷，現存《漢輯敘》、《漢官儀》、《禮儀故事》和《風俗通義》等，這些書對當時朝廷制度、百官儀禮均有詳細的記載，是研究漢末歷史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風俗通義》100多篇，存有大量泰山史料，是中國最早的游記文學作品之一。應玚的父親應珣，字季瑜，也因才學著名曾任司空掾官職。

    應玚自幼生長在這樣一個世代儒者的家庭中，既敬重其長輩，又受到文學的熏陶，才學詩文都打下深厚的功底。但由于生逢亂世，到處飄零，很長時間不能施展他超人的本領。史書上關于應玚的史料極少，我們僅能從他的作品及同時代人的作品中找出一些端倪來。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為丞相之后，任命應玚為丞相掾屬。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被封為平原侯，應玚也轉為平原侯庶子，做了曹植的侍從，一段時間里和曹植的關系很密切，他的文采華茂的藝術風格對曹植詩風的形成產生過很大影響。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軍平定漢中，應玚和陳琳、王粲等文士隨軍出征。這一時期，應玚創作了《西征賦》和《西狩賦》。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他任曹丕的文學一職，負責管理曹丕府中的文件檔案和撰寫校對來往官文。這時應玚寫了一首名為《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詩中以大雁自喻，回顧了自己歸附曹操后在曹丕處得到優厚的待遇，因而愿盡自己微薄之力替曹丕效力。這首詩本屬于應酬之作，但與其他文人的“應制”、“奉詔”所作的詩相比，毫無做作之辭，完全是自我真實感情的流露。該詩的風格完全屬于應玚式的，同時和悲涼慷慨的時代風格唱吟的又是一個調子。

    應玚來到鄴城后，過上了較為安定的生活，曹氏兄弟又都十分敬重他，經常邀他和眾文人一起宴游吟詩。這在應玚的《公燕詩》中也有所反映，他寫道：

    巍巍主人德，嘉會被四方。開館延群士，置酒于新堂。

    辯論釋郁結，援筆興文章。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

    姑且不評論這首詩藝術上的優劣，就內容而言，真實地反映了曹丕、曹植的置酒堂上，開館延攬眾文士，大家辯論釋疑，援筆興文，完全是一派和諧友好的文學活動景象。

    應玚的賦作流傳下來的較多。《慜驥賦》寫得很有特色。作者憂慮良馬不被伯樂所賞識，實際上是擔憂自己懷才不遇，才能得不到施展，把心中要說的話，以馬為喻，和盤托出。這種無窮的憂慮心情，反映了當時亂世之中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理，思想內容具有時代性。《正情賦》上承《離騷》，深于興寄，對后世有較大影響。應玚的其他賦作，如《迷迭賦》、《鸚鵡賦》基本上沒有什么特色，屬應制唱和之作。至于《西征賦》、《西狩賦》、《撰征賦》等，雖歌頌了曹操的統一戰爭，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但思想性和藝術性均屬一般，雖其中也有一些名句，如《撰征賦》中的“悠悠萬里，臨長城兮”，歷傳不衰。總的說來，應玚賦作最大的特點是以華美的辭藻取勝。

    另外，應玚寫有論著《文質論》，“鄴中七子”中的阮瑀也曾寫過同題論著。阮瑀說：“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可見阮瑀傾向于強調“質”的方面，而應玚認為“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強調“文”的方面超過“質”。徐公持先生在《魏晉文學史》中說：“應玚亦有《文質論》，其基本觀點是文質并重，此點與阮瑀并無不同；然而應玚側重強調文的作用。”評價是很中肯的。兩人都以自己的創作實踐豐富了自己的理論。這種討論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有較大的指導意義，糾正了一些浮靡的創作傾向，對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總的說來，應玚的作品清新華麗，注重辭藻，《別詩》屬個別現象。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說：“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肯定了應玚的長處，也指出其不足是“和而不壯”。倘若把應玚的作品與同時代孔融、陳琳等文人相比，就會很明顯地看出應玚詩文的風格平和缺少氣勢。

    應玚的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應玚集》一卷。《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應德璉集》一卷，內收賦13篇、文6篇、詩4首。□ 韓寶豐【原標題：應玚：眷戀故土有《別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