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羲原籍在開封、安葬在滎陽，為什么《鄭文公碑》卻刻在山東的山崖上呢？這里面有什么蹊蹺？原來這是鄭道昭的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鄭羲是一個有文才和本事的人，但人品不怎么樣。《魏書》中說他“多所受納，政以賄成”，就是為官大肆受賄，還說他非常吝嗇，轉手倒賣受賄物品。鄭羲死時，按規定要由朝廷給他定個謚號，來總結他的一生功過。尚書給他擬定了一個相當不錯的“宣”字，上報給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不愧是一位明君，一點兒也不給他老丈人面子，說鄭羲雖有才干，但為官不清廉，所以駁回了“宣”字，親自給鄭羲定了個“文靈”的謚號，按謚法，“靈”字是一個相當差的貶號。這雖說是鄭羲自作自受，但對他的子孫來說，這個謚號無異于一個奇恥大辱。

    鄭道昭心中一直想為父親去掉這個惡謚，又不敢在父親墳墓前的碑上改動皇帝親定的謚號。一直等到他父親去世19年后，他到光州當刺史的第二年，便迫不及待地在山中石崖上為其父親刻了兩個摩崖碑，碑中不但公然把皇帝定的謚號“文靈”改成“文”，還寫了好多溢美不實之詞，一來這時魏孝文帝已去世多年，二來碑刻在遠離京城洛陽的山東的山中，所以這件事沒有受到朝廷的追究。

    我們今天看重《鄭文公碑》，并不是因為它的文字內容，僅僅是因為它的書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彩的魏碑書法藝術的典范。

    《鄭文公碑》刻成后，人們也曾注意過它，在下碑邊上，就刻著宋代政和三年（1113年）有人觀看此碑的記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在其《金石錄》中，也有對《鄭文公碑》研究的記載。但因那時對魏碑書法缺乏認識，所以對《鄭文公碑》的書法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甚至無人提及。

    清朝乾嘉年間，金石學大興，學者桂馥、黃易等人在山東深山尋碑，重新發現了《鄭文公碑》等云峰山刻石，并有拓片傳世。學者阮元的《北碑南帖論》大力推崇魏碑書法藝術，后有包世臣等人繼續高舉碑學大旗，“尊碑抑帖”形成風氣，《鄭文公碑》的書法藝術才得到了人們的公認和推崇。

    包世臣評價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又說其有“云鶴海鷗之態”，指出了《鄭文公碑》在眾多魏碑中突出的地位。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中對《鄭文公碑》和鄭道昭的書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神韻莫如鄭道昭”，又說“云峰山刻石體高氣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無盡。若能以作大字，其姿逸韻，當如食防風粥，口香三日也”。

    隨著書法碑學之風漸盛，對《鄭文公碑》的評價也越來越高。晚清學者葉昌熾對《鄭文公碑》的推崇到了極致。他說“鄭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入文明”，“不獨北朝書家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近代書法理論家祝嘉評價鄭道昭：“其成就決不在王羲之之下，應奉為北方書圣，與王羲之并尊。”

    這些評價也許有過譽之處，但鄭道昭《鄭文公碑》的書法藝術水平，還是應當得到我們肯定的。《鄭文公碑》作為魏碑書法的代表作，與其他魏碑書法如龍門造像題記和北魏墓志相比，既有相同點，又有獨特的風格，正如康有為所說它是以神韻取勝的。它的運筆參以篆法，中鋒為主，偶用側鋒取勢，字勢端正，渾厚雄強，結體寬博，內含筋骨。欣賞《鄭文公碑》的書法，能給人以藝術享受，同時它也是學習魏碑極好的范本。【原標題：“魏碑書圣”鄭道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