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一月，我收到吉林大學教授王同策先生寄來的掛號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張伯駒先生寫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復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讀過《往事并不如煙》、《順長江，水流殘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繼續講下去、寫下去。于是，復印了這份材料，或許將來再寫張伯駒時多少會有些用途。他又說，張伯駒的“交代”寫得既長，也雜。所以只復印了一份題目，以及與章（伯鈞）羅（隆基）有關的文字。

　　看后心情復雜，一直沒有拿出來“使用”。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贊賞張伯駒，但未必理解張伯駒，更不易理解關在牛棚，交代“問題”的張伯駒。在文革中，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有“問題”，個個都須“交代”。寫檢查就像每天吃飯一樣，“問題”少的，吃一碗；“問題”多的，吃兩碗、三碗。張伯駒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從家庭，到書畫，到監定，到講座，到說戲，到打譜，到社交，到民主黨派，到右派，到……一張紙上羅列出三十八個“問題”，也就是說，他一氣兒要吃下三十八碗飯。不奇怪，誰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領域？交往的那么多人物呢？

　　用鋼筆寫在練習本上，無涂抹亦無修改，事情注明時間、地點，牽涉到誰，照直寫出姓氏。敘述扼要，情緒淡定，一件事說完，就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接著說第二件，再給自己扣上另一頂帽子。比如，第十八個問題是交代“自然災害時期，聚餐，買手表”，緊接著寫道：“不僅是生活奢侈問題，與勞動人民對比是罪惡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時為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把在北京賦閑的張伯駒請到吉林省博物館當副館長，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辦的。文革一來，宋振庭立即倒臺。張伯駒自然也就必須交代與宋振庭的往來。他寫了兩條“交代”，第一條一句：“他說我不懂政治，要幫助我。”第二條兩句：“宋振庭說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統戰對象，我認為是知己。其實，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對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謂民國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條是“交代”對毛主席的態度。他這樣寫道：“擁護毛主席不徹底。從封建主義的《資治通鑒》出發，在西安聽說毛主席還看《資治通鑒》，心里很高興，不似工農兵擁護毛主席從熱血出發，比爹娘還親，還是世界觀根本問題。”張伯駒很老實，老實到儍，儍到可愛。

　　張伯駒是右派，又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成員。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即與張瀾，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與章、羅二人的關系就是必須徹底交代檢查的了。

　　他寫了羅隆基一條，“交代”如下：“羅隆基常買假字畫，有時打電話約我到他家監定字畫。我認識到羅隆基是政客。一九五六年，我將所藏晉、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獻給國家。這一年到他家，他說我是書呆子。他說藏這些古代書畫，珍貴得了不得。共產黨，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豈止一萬封，還記著你的信？你如果想一個位置，由我們推薦就行了，毋須多此一舉。我對羅隆基的話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張伯駒的文字，描述出一個真實的羅隆基，且傳神，我能想像出羅先生說話的口氣和樣子。提筆寫這條“交代”的時候，張伯駒心里清楚：努生（羅隆基字）已死。

　　說到與父親章伯鈞的交往，張伯駒便費些筆墨了：“章伯鈞一九五七年春在美協參觀時遇見，他約我到他家午飯。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車上，章伯鈞同我說，有需要他幫忙的事，他可以幫忙。意思是我們是老朋友。說要向政府推薦，我也沒有作答。在一九五九年冬，章伯鈞夫婦到我家去，說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階下囚的意思。他女兒再有兩年高中畢業，現在學國畫。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當時不好意思拒絕。潘素答應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國畫研究會領導匯報情況。黨領導說，可以教她。所以到春節，章伯鈞必來拜年，我也回拜他。六一年十月，我來吉林省工作。六二年春節回到北京，章伯鈞來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時，羅隆基也來了，他與我打招呼后即與章伯鈞談話……我要走時，章伯鈞同我和羅隆基說，我們明晚在四川飯店聚餐。他去訂座，要我明天在家候著。他六點來鐘坐車去接我。第二天晚飯在四川飯店聚餐的，除章伯鈞夫婦、羅隆基和我以外，還有陳□□夫婦（作者注——陳銘德、鄧季惺），一個女的，也是政協委員，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六三年春節回北京，章伯鈞女兒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說我不去看你父親了。后來，章伯鈞也來拜年。我存在著封建思想，覺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鈞還約我夫婦在他家吃了一次飯……章伯鈞拿出他的字畫，看了。到前廳，看了他的十幾盆臘梅。這次又到四川飯店聚餐，還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錯誤。我是在職人員，章、羅是五七年向黨進攻的右派頭頭。這樣與他往來和聚餐是敵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鈞家與其見面。以上的事我沒交代過，現在交代。”這么一大段“交代”內容，說的無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斷地重復——他說，這是自己“不分敵我”的錯誤，并保證“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當他回到北京，聽說章伯鈞去世的消息，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聽說章家已經搬走，他又四處托朋友打聽新址、是第一個登門慰問我母親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從地安門走到建國門——“交代”歸“交代”，做派歸做派。

　　余叔巖、周汝昌等人曾說張伯駒與明末清初的張岱相似。不錯，二人是有許多相通之處。都是名門，一樣的才情與自負，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癡情韻事；同樣是在物質與精神的享受中，充滿對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許多東西給未來；同樣處在政權更迭之下，同樣在政權更迭之下沉浮榮辱，前期風流浮華，后期蒼涼凄惶；一個窮到斷炊，一個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損其天生情性。

　　張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嫏嬛文集》才付梓，僥幸傳世；張伯駒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國寶級”文物都送給了國家。

　　總之，兩個人飽經憂患的命運都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社會內容。現在的人認為，高科技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我頑固地相信，五千年的習慣還會繼續。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實都凝固在時光里。它的驚人之處，會一點點顯露。如張岱，張伯駒。

　　張伯駒也寫“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傳統至上，超過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種的主義，是個徹底的文人。張伯駒散淡一生，始終屬于那個逝去的時代。【原標題：中國文人的別樣文字：張伯駒的文革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