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模吳如肯定沒有想到，他要捐出本已屬于他的5000元慰問金的事，會弄出這么大的動靜。

    這幾天，圍繞著他該不該捐款、他捐款的行為值不值得提倡，網上網下，吵的沸沸揚揚。想這些天來，吳勞模平靜的日子一定變得有些喧囂。

    有這樣的一種觀點：窮困勞模捐款不僅有違“一個文明社會公民理性”，而且如此倡導還會導致“偽善”。

　　事情嚴重到這樣的地步，已經大大超出了對一筆錢款用法的爭議了。用這種觀點來看，吳勞模用樸素情感支配的行為，或者說他幾十年積善成德的那些努力，已經不僅有可能是受到了不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輿論的“要挾”，而且簡直就是在誤導“慈善”事業了。

　　在這些人看來，吳如和那些貧窮的人們，“首要的責任是把日子過好，在特定的環境下也可以接濟那些需要接濟的人”，“卻不可以在一般情況下，自己窮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也一味地對社會奉獻愛心，捐出所有。”

　　這樣的分析，肯定比“偽善”的結論更讓吳勞模們震驚：原來向社會奉獻愛心，也是要有“準入門檻”的！而且，這樣的門檻，是以金錢為計，窮人輕易是“不可以”跨越的。

　　如此分析中旗幟鮮明的邏輯是，窮人請過好你自己的日子，在物質條件不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諸如愛心和義舉，都與你們無關。只有在物質有了一定的基礎和積累之后，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才“可以”去“回報社會奉獻愛心”，才有資格談及精神的期待和追求，才能具有參與社會的權利和可能。否則，以“弱者救助弱者”，不是吃飽了撐的多事生事，就是令人懷疑的作秀和“偽善”。

    筆者認為，這種貌似“關懷”窮人的話語邏輯背后，蘊藏的是對窮人更深的歧視。它涉及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窮人的權力。二是慈善的權力。

　　應當承認，一個人活在世界上，首先要滿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必須獲取維持生命延續的各種物質條件，如食物、衣料、住所等。但正如馬斯洛所言，人的需要又是多種多樣的。在生理需要之外，人們還有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些需求，對于一個人在社會上的生存與發展，同樣重要。這些需求，對于窮人和富人而言，也是同樣重要。每個人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但這種不同，是個人感受、追求乃至選擇的不同，絕不是窮人與富人的不同。對于窮人而言，除了溫飽的生理需求，也一樣需要社會的尊重。倘若希望證明自己的存在能夠對他人有所幫助、對社會有所貢獻，也一樣是他的正當權力。

　　但有人認定，生活貧苦的吳如，最主要的責任是“帶領一家老小過好日子”。如果吳如們堅決要求捐出慰問金給更貧苦的人，并且企圖從這種捐贈中獲得滿足和快樂，則不僅是不守本分的，也是不切實際、失去理性的，甚至是虛偽和偽善的。

　　這是多么可怕的精英邏輯！在一個文明的現代社會，一個某些人呼吁要建立公民理性的社會，我們有什么權力對吳如們說，因為你們物質上貧窮，所以請不要奢望追求精神的滿足？當生活窘迫的吳如們在捐款行善之后，因為感到自己被社會需要，而有一種自我實現的快樂之時，我們有什么資格認定吳如買一輛新自行車或者一臺彩電的快樂，一定大于他捐助弱者的？又憑什么標準，判斷貧窮的吳如和更多的吳如們，是不是到了有權力扶貧濟困的時候？

　　不贊成吳如們捐款行善的，還有著這樣的看法――“慈善首先是一種精神，更講究力所能及。一般情況下，慈善更強調強者對弱者的一種愛心”，而“弱者對弱者的關懷，最終只能導致我們慈善文化和慈善價值觀的缺席。”這樣的“慈善價值觀”，不僅耐人尋味地把貧窮和弱者、富者與強者畫上了等號，而且還在“文化”的大旗之下，剝奪了弱者行善的權利。

　　如此而觀，當年甘肅定西八旬拾荒老夫婦17年收養42個棄嬰的感人事跡不該宣傳，因為對 “窮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這對老夫婦而言，撫養如此多的棄嬰無疑力有不逮。前不久完美謝幕的叢飛的義舉也不應提倡，因為病魔纏身負債累累的病人叢飛，已經不是富裕的“強者”歌手叢飛了，而是只應“獨善其身”的“弱者”了。倘要宣傳他們的義舉，倡導他們的善行，強調他們對更弱者的施以援手，就會導致富人消解自己對于責任的擔當，“誤導”我們的“慈善文化”，就會有違“講究力所能及”的“慈善精神”了。

　　但，慈善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它需要什么樣的能力和資格？

　　多少年來，古今中外的種種言辭，雖對慈善有不同的表述，但慈善就是“扶貧濟困”，慈善的精神實質是“愛心”，這些基本認識，人們大都沒有多少分歧。如果有慈善文化的話，這不以種族、性別、國度、貧富為溝壑的人類之愛，其同情、悲憫、平等、博愛，才應該是這種文化的核心。慈善的愛心和沖動，并非只在富人具有同情心的胸膛里跳動，它同樣會在窮人的胸口，在“弱者”的軀體下，默默地跳動。

　　我們的社會是應當更多地強調富人為善，因為富人在客觀上更有能力；我們的社會也確應更多地要求富者“兼濟天下”，因為更普遍的現狀是為富不仁；我們的社會還應當更好地健全各種社會救助機構和制度，因為拯救弱者是社會必須承擔的職責。

　　但這并非是制止窮人行善的理由，也不是在社會未有變化、富人尚未覺醒之時，指責窮人的善行會導致“有失偏頗的價值觀”的理由！如果我們的社會因為窮人的善行并不能喚起富人的義舉，便反過頭來指責這樣的愛心“偽善”而“虛偽”，批判提倡這樣的愛心會導致“慈善事業偏離了健康良性發展的軌道”，那可真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了。

　　忽然想起了洪戰輝，想起了另一個“弱者對弱者的關懷”。他“不自量力”的救助，他“不守本分”的擔當，他鍥而不舍的堅守，是否也是一種“偽善”和“虛偽”？

　　如果這些都被看作“偽善”，那我們的社會何為“真善”！盧新寧【原標題：假如吳如“偽善”，那何謂“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