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勇說，他們一家到河南來，是按總理的要求辦的。

　　那個時候，周榮慶在北京志愿軍醫(yī)院當宣傳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結束，軍醫(yī)院的人面臨轉業(yè)，國家正好提倡機關干部下基層勞動鍛煉。

　　總理就說，你們到基層去吧！不要當官，當個工人最好！

　　就這樣，在1957年，周榮慶轉業(yè)被分配到了河南汲縣衛(wèi)校當宣傳文化干事。母親王蘭芳，也跟著他一塊來到了河南。

　　周榮慶是周恩來7個嫡親侄輩中的老大。臨行時，周總理專門送他一句話：“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鼓勵他學習勞動人民的優(yōu)秀品質(zhì)，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

　　到河南不久，周榮慶又調(diào)到了工廠——焦作市九里山鋼鐵廠。后來，又服從組織安排，先后到焦作輪胎廠、群英機械廠等單位工作，都是沒有任何職務的普通干部。

　　就是在九里山鋼鐵廠，周榮慶結識了剛從焦作農(nóng)村招工到廠里“三八”煉鋼爐工作的晉菊清，鑄就了他們一生的姻緣與佳話，也使這個家庭在河南繁衍生息、默默無聞50多年，和豫北許多工人、農(nóng)民一樣過著普通的生活。

　　我這次去采訪的時候，向市里兩位領導問起，他們都感到很驚訝：“真的？不會吧？我怎么壓根沒聽說過？”還有一個干部說，過去他似乎聽志勇的同事說起過，但他不相信，還說人家是“吹哩”，志勇的同事也沒辯解。這次聽我說了，感嘆：“沒想到，還是真的！”

　　這正是周家人的本性，他們不有意去宣揚什么，也不著意去掩蓋什么，只過自己的本真生活，若大象無形卻讓人看到圣潔，若大音希聲卻讓人聽到深邃。他們的這種天性，不僅深入自己的骨髓，也潛移默化影響到了周圍的同事和朋友。周志勇的同事，周家的鄰居，沒人不知道周家與周恩來的關系，但誰也不去渲染，說“人家志勇都不提，咱去說那有啥意思？”

　　晉菊清和周榮慶相處了大約半年，在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爐的幾位工友突然把晉菊清拉到一邊，神秘地問：“你知道你在和誰談戀愛嗎？”

　　“你們不是知道嗎？不就是老周嗎？”晉菊清有點摸不著頭腦。

　　“不！你在和周總理的侄子談戀愛！”晉菊清驚呆了，氣喘吁吁地跑去找周榮慶核實。

　　當時，周榮慶正提著漿糊桶在廠區(qū)貼標語。她劈頭就問：“你真的是周總理的侄子？”

　　“是的，周恩來是我大伯。”

　　“那你不早說！為什么要騙我？你要早說，我咋敢高攀你？周總理是你大伯，俺父母是農(nóng)民，這太不般配。咱不談了。”晉菊清連珠炮似地一說完，扭頭就走。

　　周榮慶一急，慌里慌張地追上說：“小晉，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不信你去問我媽媽。”

　　二人來到母親王蘭芳面前。王蘭芳對這個眉清目秀惹人喜愛的姑娘說：“好孩子，你和榮慶談得好好的，咋能因為他伯父是總理就吹哩？”

　　“我怕。”晉菊清低頭小聲道。

　　“怕啥哩？我們來焦作時，總理一再交待：你們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總理的親屬自居。”

　　聽著老人的話，再想到戀愛半年來榮慶的所作所為，既沒對自己發(fā)過脾氣，更一點看不出他是那么大領導的親屬而盛氣凌人，和大家沒有任何區(qū)別，晉菊清“不談”的決心就動搖了。

　　王蘭芳趁熱打鐵：“菊清，榮慶也不小了，你要是同意，今年就把婚事辦了吧？”

　　1959年5月10日，30歲的周榮慶和20歲的晉菊清喜結連理。

　　得知周榮慶與農(nóng)家女結婚，周總理連連稱贊：“這很好嘛！勞動之家光榮！”并立即致信祝賀。鄧穎超也隨信寄來了一條烙花毛巾被、一對鴛鴦枕頭和一條純毛毯。

　　9年后，已有兩兒一女的晉菊清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和鄧穎超媽媽。

　　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蘭芳對晉菊清說：“菊清呀，你陪我去趟北京吧，我想你七伯、七媽了。”

　　晉菊清一聽，很興奮地問：“咱們一家都去？”

　　王蘭芳說：“榮慶不去，他在家上班。你帶著孩子陪我一起去吧。”

　　現(xiàn)在的人們，很難想到，這婆媳二人，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作為共和國總理的至親，竟然憑著幾張站票，在火車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當時，她們沒有買到坐票，晉菊清找來一張硬紙板讓婆婆坐在車廂接口處，自己則帶著3個孩子站在婆婆身邊。

　　在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夫婦對這個第一次見面的侄媳婦說的話，晉菊清至今想起來，仍然是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

　　鄧穎超拉住晉菊清的手說：“菊清啊，你知道嗎？咱倆還是老鄉(xiāng)哩，我也是河南人呢！來來，咱倆比一比，看看哪個老鄉(xiāng)個兒高。”

　　晉菊清說：“我知道七媽是河南光山人，婆婆告訴過我，但話從七媽自己口里說出來，讓我感到七媽是那么和藹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