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晉菊清執意一個人去北京看望了病中的鄧穎超。

　　晉菊清至今還記得，鄧穎超在昏迷中斷斷續續給她說的話：“這不是菊清嗎？好孩子，不許哭。今后無論怎么樣，都要堅強些！”

　　晉菊清從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榮慶也病了，并且一病不起，至到1992年1月15日走完他63歲的人生歷程。

　　病中，周榮慶最后悔的是，沒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媽。

　　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也與世長辭了。

　　晉菊清從廣播中一聽到這個噩耗，就帶著3個孩子去了北京，終于為七媽送上最后一程，與其他親屬一起乘軍艦把七媽的骨灰撒向海河。

　　總理和鄧穎超不僅不給親屬們“招呼事”，有時還專門“拆臺”

　　我曾經這樣問志勇：“你們一家在焦作，算來已有50多年，市里領導知道不知道？”

　　志勇說：“不知道他們知道不知道。我們幾乎沒找過領導。”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領導，是很早了，大概是文革時期。因為總理秘書的電話是打給焦作革委會的。原因是奶奶身體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次病。那時焦作不通火車，要坐汽車到新鄉，再轉火車。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車去，身體已承受不了。

　　周榮慶給總理說了，總理秘書才打了這個電話。讓安排一輛汽車把王蘭芳送到新鄉。但總理秘書并沒有在電話中說明親屬關系，大概是說：“你們那里有個老同志叫王蘭芳，在東北打游擊時負過傷，在戰爭年代為革命做出過貢獻。她要到北京治病，請把她送到新鄉坐上火車，其他不用管。”

　　“你們找總理辦過什么私事嗎？”我又問。

　　志勇說，他父親找過一次，但根本不敢找總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經給總理當過秘書的七機部的何部長，幫地方買了輛處理的舊紅旗車。

　　總理后來知道了，把周榮慶狠狠訓斥了一頓。

　　自此，周榮慶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類似事情了。

　　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志勇的小弟志軍沒有工作，想讓鄧穎超幫他找點活干。

　　可是鄧穎超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周家服務的。”

　　從此，周家任何一個人，無論什么事也不敢去給老人家添麻煩了，都是自己設法克服、解決。

　　總理和鄧穎超不僅不給親屬們“招呼事”，有時還專門“拆臺”。

　　一份資料上說，周恩壽在華北大學培訓后，按正常程序被分配到鋼鐵工業局工作。總理卻找到單位領導交待，在他弟弟的工作安排上，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因此只給他安排了一個倉庫科員的職位，分配的住房也只是一個小胡同里的兩間平房，20多平方米。一家8口人，就擠住在那里。

　　且不論周恩壽是總理的小弟弟，單憑他早年給覺悟社當交通員、四期黃埔軍校學員、攻打武昌城、給共產黨籌集藥品和軍需物資、掩護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開會等功勞，在建國后也不至于享受這么低的待遇，但就因為他是總理的弟弟，要做到、必須做到“兩個盡量”！

　　■采訪手記：

　　親愛的朋友，最后，還想告訴你的是，我是在建黨90周年的時候從網上越來越多地出現的有關這個家庭的帖子里知道這事的。

　　去采訪前，曾經擔心周志勇不接受我的采訪。因為一個不圖名不圖利的人，記者的采訪只能打擾他平靜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當我與他聯系上時，他卻爽快地答應了，說“這是你的工作，我肯定得配合！”

　　在我與他母親談話的時候，他不吭聲到街上買來一包7塊錢的“紅旗渠”煙和一瓶“康師傅綠茶”待客。而他平時抽的是比“紅旗渠”還要便宜的“紅梅”煙。

　　這個時候，我身上揣的20塊錢一包的“黃金葉”香煙，也不敢和羞于掏出來了。一如魯迅先生所說，志勇的行為，榨出我身上和靈魂深處的“小”來了。

　　事實上，我們不少人內心深處都有許許多多的“小”在作怪。

　　我們向往一顆平常心，卻常常被虛榮遮眼；我們痛恨貪污腐敗，但一旦自己掌了權、管了錢，也難保不是那個樣子……我們為什么不能像周家和他們的后代那樣，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本真；不怨天不怨地，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

　　我們為什么不能捫心自問一下，我們黨的開創者和他們的后代，當年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在追求什么？而我們今天在他們開創的這片藍天白云下，又在干什么、想什么、追求些什么？

　　我們黨已走過90年風雨征程，在歡慶黨的生日的時候，難道我們的靈魂不需要來一場徹底的洗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