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同為玄學名家，但七人最終命運卻迥然兩異：阮籍、劉伶、嵇康不與司馬朝廷合作，乃至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就此分崩離析，各散東西。

    為什么當初有著共同志趣的七人最后會選擇截然相反的兩條政治路途呢？我們不妨以山濤和阮籍為例，究其因果。

    短褐穿結(jié) 

    金樽清酒

    從家世背景來看，年少時的際遇對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的養(yǎng)成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據(jù)《晉書》載，山濤幼年喪父，家境十分貧窮，憂患壓身反而使其養(yǎng)成了開闊的胸襟和遠大的抱負。早年，布衣山濤曾對妻子韓氏說：“現(xiàn)在忍忍饑寒吧，我以后一定會做三公，只是不知你能不能做夫人而已。”困窘之下的滿心凄涼溢于言表。無怪乎邸玉超在《被誤解的山濤》中這樣說：“逍遙竹林，看似瀟灑自由，其實對于有志之士，無擔當?shù)拇嬖谝彩菍π撵`的煎熬。”

    而阮籍家世則大為不同。據(jù)《晉書·阮籍傳》，阮籍的家族在當時是有一定地位的，特別是其家世儒學，門第清望，家資殷厚，客觀上為阮籍發(fā)展自身志趣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另一方面，其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為曹操親隨吏員。其父早逝，曹氏父子深懷同情，并顧念以往情誼，對阮籍母子有所照顧。身居政要之地，阮籍閱盡豪門浮華與禮法之士的丑陋嘴臉。阮籍年少時以道德高尚的古代賢士顏回、閔子騫作為效法的榜樣，刻苦攻讀，精神的高度修養(yǎng)與現(xiàn)實的可鄙不堪無疑給阮籍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和深深的失望。

    寂寞繁華 

    青霄有路

    從思想傾向上來看，阮籍始終主張老莊之學，山濤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shù)。

    世與我而相違。阮籍內(nèi)心充滿了落拓潦倒、中路彷徨的苦悶。與當時所有有志而不得施展的文士一樣，他被逼入了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托。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guān)系》這篇文章中說道：“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看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tài)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做寶貝，比曹操司馬懿都要迂執(zhí)得多……”這番評析相當精要，阮籍正是在進行著所謂禮法之下的虛偽作態(tài)的反抗。當他不無蔑視地將那些禮法之士比作褲中群蚤的時候，他其實早就看到了自己同樣無法跳出這一片幽晦的命運。無路可逃，窮途而哭，不難想象，阮籍此時是怎樣蝕心的痛楚。

    和而不同 

    無奈艱辛

    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究其“殊途”的緣由，最應回溯當初他們“同歸”于竹林的原因。七賢的隱居亦可理解為明哲保身的韜晦之計，名義上離開權(quán)力斗爭的漩渦，而時時密切關(guān)注雙方一舉一動，才是他們的真實表現(xiàn)。

    對于“竹林七賢”這個團體最后走向潰散的結(jié)果，我們無法評價誰值得我們肯定、誰理應被后世所唾棄。君子和而不同，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對人生意義的不懈追求的方式。無論投靠當朝政權(quán)還是潔身于僻林鄉(xiāng)野，只要仍是俯仰無愧蒼生的坦蕩君子，就應該得到后人的尊重。

    同歸之士，終又殊途。作為后世之人，我們除了為此扼腕嘆息之外，還應站在一個理性客觀的角度，給予他們更多的尊重。“人生識字憂患始，粗記姓名可以休”，說的正是文人這一派不可告語的無奈吧。艱于呼吸視聽，誰又能說任性放達之下必是歡曲，竹杖風月之中寥無悲歌？【原標題：同歸之士 終又殊途——談竹林七賢的政治取向】